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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就我本人讲，最看重的还是切近历史之作。
戴思杰的小说《巴尔扎克与小裁缝》，以两个知青与一个农村小裁缝的感情纠葛为线索，展示城市文化与农村文化、西方文明与东方文明的冲突，自有它的价值。
但文学可以“创造”
，当作者虚构出小裁缝在巴尔扎克小说感召下毅然逃离农村，去大城市寻找新生活这样一个“光明”
的结尾，却未免离奇。
在当时的大背景下，不要说几亿农民被各种有形无形的枷锁牢牢束缚在公社的土地上，就是上千万下乡知青，又何尝有选择自己命运的自由？那是一个在“阶级斗争”
和“无产阶级专政”
的口号喧嚣中亢奋地制造人间灾难的时代，只要你直面那段历史，就难以摆脱梦魇的沉重。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掀起初澜之际，正值祭起“阶级斗争”
大旗之时。
一九六二年，八届十中全会提出社会主义阶段仍然存在阶级、阶级矛盾、阶级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以后，一部分出身“不好”
学生的处境明显恶化。
腐朽的血统论一旦与阶级斗争理论相融接，势必在青年中间制造出不同的等级。
于是，出身“不好”
的学生，无论学习如何优异、品行如何高尚，参加升学考试只有落榜一途。
当这部分青年的升学、就业之路变得日益狭隘时，另外一条据说可以使其“革命化”
的“光明大道”
摆在他们面前，也就是那场席卷全国的上山下乡运动。
正是基于这一背景，这部分青年构成了“文革”
以前上山下乡运动的主力。
赴新疆支边的十万上海知青中，多达百分之七十是所谓“资本家”
“右派”
等家庭的子女；在湖南长沙的下乡知青中，出身“不好”
者占有同样高的比例；在北京、重庆等大城市的老知青当中，情况大同小异。
被扼杀的思想先驱遇罗克，几次高考成绩优秀，只是因为出身的关系，名落孙山。
他后来下过北京郊区农场，当过临时教员，不管他怎么努力，出身带来的歧视始终如影随形。
为此，他撰写了振聋发聩的《出身论》，公开挑战不可一世的“血统论”
，为唤醒走火入魔的“革命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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