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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像刚才所说，在知青集体生活的林场里，一切都以经济上的平均主义来安排，这在表面上谁都没有意见，但实际上都是生产积极性上的某种兼高扯矮，向低水平靠拢，最后损害或是无形中抑制住了某些人智力上或体力上的积极性。
以此去看农民，道理一个样。
一次就此请教达方老汉，我说永川哥（同村一农民）真能干，背苞谷能背一百八十斤，某某人力气小，背不了。
达方老汉不以为然摇着头说：稀球罕！
给队上背，有力不使完，给自家背，无力也硬撑，脚指头都在算计罗！
因为是点人头分粮食，谁家娃儿生了一大堆，其他人家常常就戏言，出工是“帮人养娃”
。
我终于明白，一个叫成表叔的整天窝在家中不出工，说是养病，实则也是不愿“帮人养娃”
。
他的婆娘成天没精打采，病歪歪的，没生。
再说，农民当时的生活水平很低下，相当多的家庭处于赤贫状态，吃饱肚子都未解决，哪里顾得其他。
那时物价同现在比非常低廉，大米约一角钱一斤，在乡里鸡蛋三角钱一斤。
记得我和黄桶赶场最爱去供销社称上一斤鸡蛋，二两白糖，一块猪油，冲熬成一锅蛋羹，盛在大土碗里，当街喝得稀里呼噜响，津津有味。
赶场的乡民事后传说：二黄在街上杀油大咧！
我也曾经到乡间去买过一头老牛，整头十二元五角钱，打算牵回林场熬汤锅，无奈牛极老，走不动，只好在半路上宰杀，背牛肉牛骨回去。
也曾经卖过牛，记得是林场自己养的，大大小小有三四头，卖往同青?坡林场交界的万源县竹峪区绝胜坝，大约卖了七百多元钱，二一添作五，平均分配，连回重庆探亲长期未返的知青都不漏下。
这种有肉一块儿吃，无米一齐饿的知青生活，平等倒是平等了，但一时半会还可，时间一长，却不是个过日子的妥帖方法。
达方老汉看清楚了的，劝我早下生产队。
以此去看农民的状况，就不难明白他们在此生存状态下练就的一套办法。
当时的生产队出工，几十个人在一起，撑住锄把，谈天说地，所谓“磨洋工”
是常有的事，一俟给哪家哪户私人干活，如修屋建房，砍柴背柴之类，那个干劲，那份热情，非同寻常。
如果将此归为负面教育，未免过于简单，无论正面还是负面，它首先是一种真实的教育，这样的教育经常激活我们某些底层生活的真实体验。
山民们对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的“大办食堂”
以及接踵而至的大饥荒印象特别强烈。
达方老汉讲当时挨家挨户查，不准在家生火做饭，锅碗瓢盆尽数收走砸碎，或投之炼铁炉中，为此还曾逼死人命……达方老汉愤激说：“老子背上火烧馍，走也要走到省衙去问个究竟，食堂咋个得办？”
不过，山里人又有山里人的思考逻辑，凡事山不转水转，水不转人转，转一转事情就转开了。
所以，达方老汉到底没上省城。
我又发现，年龄愈大，在乡下说话愈有分量。
年轻后生，说的话尽管对，一百个对，却无人“尿你”
。
山里人取名也有规矩，老人们悄悄地叮咛儿子、媳妇，名字须反其意，取的愈孬，则将来的命愈好。
因此，休想在那些孩子中找出什么“长富”
“永红”
“世安”
之类的名儿来，代替这些时髦而吉利的名字的是“孬娃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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