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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随着农业经济向货币经济过渡，工商业开始蓬勃发展，东南沿海的港埠以及长江下游的制造业中心开始蒸蒸日上，新的商人阶层开始占据社会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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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由个人统治变成了由皇帝统领的集权化官僚机构管理，平民阶层取代贵族阶层掌握了社会权力和社会影响力。
活字印刷术的发明使书籍出版日渐普遍，书院的创立使科举考试不断大众化，再加上商人财富的增长，所有这些因素都让商户中的年轻人有机会读书接受教育。
士大夫们对国家经济状况和技术这些实务越来越感兴趣，政府需要依靠商人获得资金和服务，货币和钱庄、手工业以及贸易的发展都使商人的地位有所提升。
从宋朝开始，商人对政府产生的影响越来越大。
[288]到元朝，商人甚至能影响帝国有关经济法令的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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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另一方面说，商人阶层地位的提升与绝对专制的发展有关。
商户们渴望政治安定，社会有序，因此他们支持强有力的中央集权政府。
商人纳税、放款，使政府能够建立一支强有力的军队，以剿灭叛乱，镇压有实力的地方政权。
[290]五代十国及宋朝时期，皇帝与奋起反抗地方权贵及节度使的人民结盟，赢得胜利。
许多在朝或在野的大儒，如北宋的范仲淹和欧阳修、南宋的叶适，都表达过对没有土地的乡绅、商人及其他平民阶层的支持。
皇帝与其官僚机构及人民之间有密切关系。
商人不仅通过商号给国家带来收入，而且在与金人及蒙古人的战争中，他们还向官府提供船舶和船员。
作为回报，官府鼓励商业发展。
例如，宋朝的皇帝从儒家教义中为他们对经济事务的兴趣找到坚实的依据。
李觏曾为重利和私利正名，他喜欢引用《尚书》中的《洪范》部分，书中提到，国家八种政务中的其中两种就是管理民食和管理财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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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本儒家经典《周礼》是王安石经济变法的基础。
[292]他的批评者，如司马光，站在地主阶层的立场抨击官府参与营利机构的运作，但王安石指出孟子反对的是私欲，而非反对人民的经济利益。
在反驳士大夫阶层应该以工商业为耻时，他写道：“一部《周礼》，理财居其半，周公岂为利哉!”
[293]王安石支持贸易自由流通的政策，也正是在他为相期间，中国的海上贸易得到了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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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员中有一大部分人开始对商业产生兴趣。
当时有保守的官员强烈反对朝廷参与贸易，也有一些官员不仅直接从商或从商号中分红，而且还视商人为平等的挚友。
[295]大部分的士大夫认为，虽然朝廷不能出资与商人竞争，但朝廷应该鼓励贸易。
[296]欧阳修认为，朝廷应当与个体商户共享贸易所得之利，就如大商户会将所得之利与小商贩分红一样。
[297]叶适则更进一步主张，朝廷必须保护及扶持商人阶层，而商人也必须有机会参与政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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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廷各级官员也开始涉及工商业，出资购买贸易行份额，并派船出海与东南亚国家进行贸易。
[299]文人学士不再嫌弃生意买卖过于世俗而不配出现在自己笔下，他们的诗中甚至出现了对外贸易。
13世纪末的大儒、历史学家吴莱的诗中就有这样的句子：“方物抽所宝，水犀警非常。”
[300]14世纪初元朝的国子祭酒宋本有诗云：“番船去时遗碇石，年年到处海无波。”
“南风六月到岸酒，花股篙丁奈乐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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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7年，甚至宋高宗也对此有评论：“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得当，所得动以百万计，岂不胜取之于民？朕所以留意于此，庶几可以少宽民力。”
[302]官府的支持在很大程度上鼓励了商人的进取精神，引导了中国对外贸易的急速增长。
冒险精神
贸易带来的丰厚利润让许多人对漂洋出海趋之若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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