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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经赠出，各项福利就到了接受方手里。
城市里的市民从贸易、手工业和信贷中获得越来越多的利润，而贵族或宗教领袖从土地中获得的利润却是固定的。
在生产过剩期，统治者的收入甚至还出现下降。
再者，因为农民想要呼吸城市的自由空气，劳动力大量外流，地主们的影响力被削弱，城市的重要性渐渐超过农村。
城市的资金来源多种多样，包括堆栈权、关税、基本利息、中介费和消费税等。
一些城邦攒足了银两，甚至可以从城市的统治者那里购得合法权利并因此扩大权力，毕竟那些统治者的影响力主要来自土地所有权，随着收入的下降也日渐式微。
一些城邦甚至计划给城墙镀银。
如此一来，它们虽然可以摆脱人口涌入的压力，但同时也让城墙丧失了象征意义，这可是坚不可摧的统治工具。
许多城市一面与农村贵族抗衡，一面相互竞争，在这个过程中居然还建立了自己的领地，像封建领主一样发号施令。
然而，中世纪的市民和以宪法为铠甲的现代公民之间并没有太多共通之处，尽管有段时间意大利城邦中的“民主”
程度非常高，甚至超过法国大革命之前的任何其他制度。
除了“伟大的汉萨同盟”
、家族首领、银行家、商人和富裕工匠之外，还有许多群体没有发声权：没有完整市民权的迁居者、犹太人、乞丐和流浪民族。
普罗大众和女性的声音也很微弱。
税收的负担和压力不断压缩他们的生存空间，物资匮乏常常使他们陷入困境。
通常来说，只有“最优秀和最智慧的人”
，即能提出建议的人才会被视为市民。
在议会就座的人必须拥有一定资产，要参加会议就得做到随叫随到。
谁要是埋头于编织或锻造工作脱不开身，那肯定没有时间去市政厅。
如此一来，富人和新富都挤进了参议会。
许多城市的商人或行会都获得了权力，有时候是共同议政。
另一些时候，掌握话语权的是那些效忠国王、一路发展壮大的古老家族。
为了彰显家族权力，他们建造高耸入云的塔楼，在军事上也很有益。
这些塔楼塑造了中世纪城市的轮廓，博洛尼亚足有180多个塔楼，堪称中世纪的纽约。
托斯卡纳的圣吉米尼亚诺至今仍向人们展现着塔楼的辉煌过去。
在佛罗伦萨，权贵家族被称为“有塔楼的人家”
。
1251年“第一人民”
（primopopolo）党上台时，首批举措中就包括阉割贵族塔楼，堆叠不能超过50层（约29米），不能比当时最高的巴杰罗的塔楼高。
随着古老贵族们一一失势，其他地方的塔楼也相继倒塌。
但是，野心和嫉妒很难消散。
法律对此影响甚微，比如意大利一些城市为创造和平而制定法律程序，对法学家或者贵族进行异地任命，让他们在一定任期内担任裁判官（Podestà）。
但是，城郊贵族常常在城内进行武力决斗，在自由民眼里这是捍卫自己权利的正当方式。
有权势的氏族领袖也会做一些见不得光的事情，他们会雇用民兵或用暗招，比如阴谋诡计、匕首和毒药等。
伴随人口增长、迁居和经济转变而来的是贫穷和饥饿，这样，权贵身边总不乏为钱卖命之人。
自由城邦依然命悬一线。
城市联盟也出现在西班牙和欧洲北部，比如为抗击巴巴罗萨而组建的伦巴第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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