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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际关系、血缘关系和对家族的忠诚仍然是这个新兴国家脱不掉的“紧身胸衣”
。
长子继承权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预防分裂局面、平息继承权之战。
这样一来，血统仍然是所有政治活动的重要推动力。
同时，阶层代表大会和城邦也继续存在，在国家层面收获了影响力。
如果我们关注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会发现，横向社会结构残存的影响似乎阻碍了国家的形成，反对国家内部的等级特征、官僚机构和加冕的统治者。
这些影响具有双面性：它们既与传统实践紧密相连，同时又创造出一种全新模式，它在当下自然还不够完善，但很久以后却成为最成功的构建政治的方式，而且是让政治合法化的唯一方式。
市民在阶层代表大会和“议会”
中赢得了些许权力。
从此，个体开启了掌控自己命运的大门。
另外，议会和君主制最初并不是相互矛盾的原则，它们相互促成。
13世纪的欧洲与世界其他地区拉开距离，除了要感谢其相对强大的横向社会结构，还取决于一个意义非凡的机构：大学。
法学、神学和哲学催生了这一时期璀璨的欧洲史。
欧洲社会为应对温暖期变化提出许多方案，大学就是其一，欧洲也以此来回应当时的城市化、贸易、货币经济扩张以及不安局势。
大学为教会开创了繁茂丰富的神学，反过来，神学又帮助解决了那个时代所遭受的困扰。
大学与罗马法
文学生动地记录了变革的种种经验。
12世纪的诗人经常援引古老的主题，即“颠倒的世界”
，来描述当时的社会，过去的一切都不复存在，该有的样子也没有达到。
例如，英国人奈杰尔·德·隆尚（NigellusdeLongchamp，约1130—约1200）早在1180年之前撰写的《愚人镜》（Speculumstultorum）中就提到，当下把一切过去都颠倒了。
克雷蒂安·德·特鲁瓦（vonTroyes，约1150—1190）在书中让狗躲避野兔的追捕而四处逃窜，让羔羊去围猎狼。
改变世界的金钱被视作世间万恶的罪魁祸首。
古代人也持同样观点，比如尤维纳利斯和奥卢斯·佩西乌斯（AulusPersius）的讽刺文学，以及贺拉斯的《金钱》（depeia）。
西边雷恩的马博德（MarbodvonRennes）与东边布拉格教区大主教科斯马斯（a）不约而同地写道，“金钱统治了世界”
，它是“世间万恶的国王，欺骗的朋友，忠诚的敌人”
。
社会秩序陷入困境。
上帝让人类陷入这般的迷茫，人们都想知道，“上帝对于他的子民究竟是怀着怎样的意图”
。
直到12世纪，这个后来被教育史领域认定为转折点的世纪，人文学科和神学方面的教育一直与宗教制度紧密联在一起。
修道院学校主要向初学者开放，这些儿童今后注定要走进修会生活；同时，出身于贵族和城市的世俗修士和学生也可以就读，其中或许也包括穷人。
随着时间的流逝，修道院的教育渐渐没落，另一边崛起的是主教座堂的学校及受其资助的教会学校（在法国叫作大教堂学校），它们都不局限于修士的培养。
此外，一些“自由流动”
的学者也会传播知识，还有一些老师会与学生签订合约，向他们传授特定法学或神学领域的知识。
在1200年前后，博洛尼亚和巴黎首先出现了大学，这两地因此被誉为“智慧之城”
，它们很快就超越了法国所有其他的思想聚集地，甚至一度超过了整个欧洲。
教会学校虽然没有被彻底取代，但也因此黯然失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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