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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的自由观源于自然法则和《圣经》。
艾克·冯·雷普高（Eikevow）于1220—1235年撰写了《萨克森明镜》，艾克在这本法律书籍中援引《福音书》，认为所有人都享有自由。
他由此得出结论，农奴制和奴役是非法暴力的恶果。
不久后，博洛尼亚的人民政权以类似的理由为大约6000名农奴赎身，此举是给农奴主们的沉重一击，却赢得了更多新的纳税人。
政治中的代议制的雏形出现在西班牙，是“西方中世纪对世界历史的最重要贡献之一”
。
1188年，刚刚掌权的阿方索九世（AlfonsⅨ）在西班牙（大概是莱昂地区）召集了一次会议，与会者除了贵族和高级教士，还有来自各个城市的代表。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人都是“每个城市选举出来的市民”
，即城邦代表。
这次“议会”
（Parlament）——这个词也指市民代表大会——通过了保障市民自由的决议。
直到16世纪——至少神话中是这么记载的——市民代表仍需在统治者面前宣誓：“我们，与你一样的好人，此刻向你，这个并不优于我们的人宣誓，我们接受你作为我们的国王和至高的主人，前提是你将捍卫我们所有的自由和法律。
若你违誓，我们亦将违誓。”
显然，国王的首要任务是让被征服的穆斯林城市保持和平局面；其次，他要纳税必须先获得税收许可。
如此一来，催生早期议会的三个最重要的因素都已经聚齐：一个新任统治者想要巩固自己的权力，想要遏制可能发生的抵抗运动，并想要让这些城市的民众接受统治。
除此之外，另一个当下和未来的主要影响因素就是资金短缺。
新生国家的官僚机构尚未遍及这个国家所有的城镇和村庄，无法为军队、舰队和建设筹措所需资金。
只有受国王之邀前来参会的权贵、教士和市民才能将手直接伸进各行省的腰包。
他们以此为由向国王提出申诉，要求消除社会弊端，获得自由和特权，特别是经常引起纷争的财产权。
资金告急的国家统治者为了答谢他们，也许之以各种保障。
这对许多国家的经济发展也可能产生重要意义，因为那些备受鼓舞的个体积极性大增，经济也由此出现增长。
最初的代表大会可能是为了让诸侯履行上奏的义务。
当城市代表列席这个过去只有高等贵族和高级教士才能参加的内部会议时，它的性质发生了深刻变化——这样的代表大会可以被理解为代表了整个国家。
西班牙的代表大会是现代议会的始祖，之后它名字各异、分身众多，在葡萄牙、西西里岛，然后是法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上不断涌现。
不过，圣路易于1238年在巴黎召开的第一届“议会”
与现代的“议会”
概念并不相同。
当时它只是宫廷法庭的一次审理，只是国王想要为王权争取法律效力的工具。
与之相反，法国的“三级会议”
（étatsgénéraux）从14世纪开始便越来越频繁地召集集会，这里汇聚了教士、贵族和“来自第三等级”
的人。
他们常常在战争席卷全国或皇室财政亏空时召开会议，商议如何解决动**和疾苦，这对于代表大会来说是件好事，但无益于诸侯权力的巩固。
在神圣罗马帝国，横向社会结构的发展首先体现在宫廷会议这一形式上，统治者将帝国内的大人物召集到一起，这种会议首次以书面形式确定下来是在《库莱讷条约》中。
宫廷会议后来演变为帝国代表大会，城市渐渐有了发言权。
其中几次皇帝会要求帝国贵族阶层举办声势浩大的阅兵仪式，期望他们提供军队或资金。
大会还会商讨各种事务，例如继承人的选定、特权的授予或争端的解决。
但是，一个事物的发展往往会走向岔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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