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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拉丁欧洲政治上的分裂，人们总能在某个地方找到资助人。
而且，谁想出版一些敏感棘手的书，总能找到一个避难所。
如果在一个小国或一个城邦无法安身，总能找到另一个宫廷或另一座教堂塔楼，往往需要不到一天的旅程。
布鲁诺最后也只是运气不好，当时他前往以自由闻名的威尼斯，但却在错误的时间出现并找错了赞助人。
伽利略可以在阿切特里高枕无忧继续研究，并在莱顿出版了《关于两门新科学的对话与数学证明对话集》，那里是许多前卫学者的避难所。
政治分裂、多元化和创造力这三者似乎与创造力、中产阶级和强势的平民三者一样，都有着密切关联。
自西罗马帝国衰亡以来，拉丁欧洲再也没有经历过整个国家和社会的崩溃，货币经济和私有财产保护驯服了战争。
与非洲、美洲和许多亚洲国家不同，拉丁欧洲自10世纪以来一直没有遭到入侵。
只有欧洲体系内部的变化，例如，一些国家扩张，相应地另一些国家萎缩。
永久的竞争迫使它们不惜任何代价维护复杂的多样性——昂贵的机构、官僚体系和更昂贵的军事，即使边际收益下降。
欧洲人拥有对真正重大的创新不可或缺的东西：时间——非常多的时间。
研究和推动范式转换需要时间。
多元化的拉丁欧洲总有某个地方能保持创造性，积累知识并将其代代相传。
虽然欧洲在政治上支离破碎、在宗教方面分歧明显，但多亏了超级语言拉丁语和超级媒介印刷术，欧洲已经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对话空间。
在古登堡之前，技术知识已经在半个欧洲传播——波西米亚从威尼斯学到如何生产优质玻璃——但知识的传递从没有这样令人目不暇接，而这种速度一旦开始就不断加快。
在这里要重申爱因斯坦的强烈观点，如果没有印刷术，那么引发工业化的创新潮根本无法想象。
17世纪初，报纸成为聚拢公众的新形式：先在斯特拉斯堡，然后从1631年起《宪报》在巴黎发行，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报纸处处可见。
通过书籍和期刊，大陆上的知识文化兴起，如果没有它，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都不可能诞生。
例如，正是因为格奥尔格·阿格里科拉在1556年出版的关于采矿业的新书，才使得活塞泵的构造从萨克森和波西米亚传播到整个欧洲。
在这套书和之前许多著作中都提到了“矿井狗”
——一辆从矿井向外运输废料和矿石的车子，它是后来铁路的雏形（插图82）。
它让人们懂得在轨道上牵引车辆的原理。
虽然阿格里科拉的著作只有德语和意大利语的翻译版本，但如何把数不清的技术术语用通俗的话表达出来，这个难题几乎无法解决。
不过，书中的木刻版画大多是不言自明的。
只有密集的交流网络的存在才可以解释，为什么欧洲自15世纪以来积累知识的速度越来越快，而创新也一个接一个出现。
虽然中国自1730年以来也一直都有定期呈送的奏折，但与欧洲期刊没什么共同之处。
插图82：《矿井狗》
出自：格奥尔格·阿格里科拉，《论矿冶》，巴塞尔，1556年，伦敦，英国皇家学会
中世纪之后的东亚甚至是奥斯曼帝国都很难列出一张重要创新者的名单，更不用说在医学、天文学和物理学等重点学科领域。
与之相反，拉丁欧洲在13—20世纪的发明和发现几乎数不胜数，包括真正的范式转换。
成千上万人参与到跨国和跨学科的交流中，他们使用信件和书籍作为媒介或者通过口头争论。
在“大分流”
前几百年，欧洲已经储备了来自社会各阶层的大量的知识分子和学者，高度专业化的工匠和发明家，特别是“第三等级”
的民众，他们是为欧洲积蓄想法的“水库”
，而当时世界上没有哪个文化可与欧洲相媲美。
这些数不清的人才就是先驱者的起源，他们为纺织和采矿的机械化迈出关键一步。
他们当中有绅士爱德华·萨默塞特，他只是个蒸汽驱动的业余爱好者；有研究活塞泵的议长奥托·冯·格里克；还有发现光波的克里斯蒂安·惠更斯，他的父亲是外交官兼诗人。
我们也会遇到织工詹姆斯·哈格里夫斯和约翰·凯、牧师埃德蒙·卡特莱特和铁匠托马斯·纽科门。
詹姆斯·瓦特是一个苏格兰商人的儿子，理查德·特里维西克（RichardTrevithick）制造了世界上第一台可运转的机车，他的父亲是一个工程师……越来越强大的创新动力也表现在司空见惯的关于“长子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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