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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中叶以前，美术作品里的儿童看起来全都像是缩微版的成人，头和躯干的比例完全不对，这不仅仅是出于原始主义的绘画风格，也因为作画者和其他所有人一样简单地认为，儿童就是小型的成人，他们的画笔忠实地体现了主人的意志。
）
但这道保护墙已被推倒。
（事实上，要我来说的话，20世纪最后这几十年里我目睹的童年的终结就像是直接拆掉了父母的卧室房门。
包括父母在内的成年人所思所想、所说所做、所争执所担忧的一切都完完整整地暴露在孩子面前，就连**也不例外。
）
几十年来，我们习惯了为所有的技术和文化变革欢呼雀跃，但对于这场变革，我们应该停下来好好想一想。
虽然几乎所有人（包括父母）都预见到了这场变革，但它仍摧毁了戴尔、劳伦斯（别叫我拉里）、麦克、凯文、哈伦、科迪、唐娜·卢和1960年榆树港镇那么多孩子无比珍视的童年王国。
波兹曼在文章中指出，十八九世纪的童年拥有独立的、受保护的超然地位，但这场变革动摇了它的根基。
“当然，我认为‘信息革命’使得我们无法在孩子面前保守任何秘密，无论是性、政治、社会、历史还是医学。
也就是说，要维持生命中那段名为童年的时间，我们必须有所保留，至少是一部分，不能将成人世界的全部内容暴露在孩子面前。”
（波兹曼，《建造一座通往18世纪的桥梁：过去如何改善未来》，P124。
）
失去了隔离的秘密和沉默，保护童年的藩篱不复存在，孩子们只能直面成人世界里最残酷的方方面面。
榆树港的孩子们以为自己面对的是超自然的恐怖敌人——老中心学校钟楼里那口有自我意志的邪恶的波吉亚钟，死而复生纠缠、攻击姆姆的步兵，还有那辆说不清道不明的收尸车——但他们从未认真考虑过向父母或者其他成年人求助（唯一的例外就是麦克找来了那位年轻的神父，但结果证明，这个主意十分糟糕）。
原因十分简单：那时候孩子和成人的生活泾渭分明。
在《诡异之夏》的故事里，每个儿童角色都不得不面对成人世界里某个糟糕的方面——**裸的性、同龄朋友的死亡、暴力、孤独、酗酒——但无论遇到什么情况，榆树港的孩子们总是从彼此身上汲取力量，在童年专属的小天地、秘密和缄默中寻找勇气。
今天，各个年龄段的孩子都成了广告和商业活动的目标。
中产阶级的孩子开始对李维斯嗤之以鼻，他们更愿意穿设计师品牌的牛仔裤；没有牌子的T恤（和曾经深受喜爱的童子军制服）也惨遭抛弃，孩子们衣服上的品牌标志一个比一个醒目，他们宁可花钱去充当某些公司的广告牌。
太多男孩渴望穿上五花八门的运动鞋——篮球鞋、综合训练鞋、网球鞋、跑鞋——每双至少价值60美元，而在1960年，男孩们不管做什么运动都穿着同一双帆布鞋或者高帮鞋。
女孩们将“美国女孩”
洋娃娃列入自己的圣诞节愿望清单——这样的娃娃一个就要卖100多美元。
一般来说，麦克、凯文、劳伦斯、杜安、科迪、唐娜·卢、戴尔、哈伦和1960年榆树港的其他孩子完全没有零花钱，只是偶尔能弄到几个硬币，好去主街那边麦克妈妈上班的A&P超市买一瓶红色机器里的冰可乐，或者趁着舞台公园放免费电影的时候，从公园咖啡馆的自动售货机里买点口香糖，如魔多之眼般什么都能看见的不断膨胀的媒体和广告界的半兽人大军还没有发现他们。
孩子们还不是“消费者”
。
他们还是人类。
最聪明的孩子来自乡下：
放假前一天，老中心学校的老师们让乡下的孩子列队上车，镇上的孩子留在课桌边，焦急地等待乡下孩子离开学校。
然后镇上的孩子才终于获得了解放。
乡下孩子和镇上的孩子。
这是一道深深的鸿沟。
镇上的孩子在暑假里常常结伴玩耍，他们骑着自行车组成巡逻队，有时候还会一起打球。
而乡下的孩子……呃，大部分乡下孩子要帮家里干活儿。
如果有几个乡下孩子住得比较近，能穿过地里越长越高的玉米碰上头的话，他们也会一起玩耍。
比如说，去牛喝水的坑里游泳，钻进筒仓里比试谁的玉米棒子扔得高，拿BB枪去谷仓里打麻雀，但大部分乡下孩子的生活比镇上的孩子孤单。
唯一的例外是杜安·麦克布莱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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