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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企业经营方向的制定不但要中庸，管理中的中庸也是很重要的。
要以企业最大利益为前提，做到不偏不倚，把握住平衡点。
如果在管理中把握的稍有不慎，那么企业的发展就会很不乐观。
1999年以前，“女儿红”
这个牌子可谓是家喻户晓，当时人们以喝上这个牌子的酒为有身份的象征。
当年送这种酒就和“今年过年不收礼，要收就收XX”
一样，但现在我们早已不见这个牌子的踪迹了，这一切的到来竞源于一个决策者的错误决定。
绍兴女儿红酿酒总公司创建于1918年，以“女儿红”
酒闻名于天下。
1984年，朱公廉开始担任“女儿红”
的厂长。
当时的女儿红公司规模很小，占地不过30亩，资产不过300万元，年利润30万元。
朱公廉在上任以后，带领全体老员工奋发图强，终于使公司的利润和规模逐年扩大。
年利润从1995年开始一直保持在500万元以上，好时会达到800万元，公司实际资产超过4000万元，销售规模超过1亿元。
当时，全公司上下可谓齐心协力，众志成城，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形成了十分团结的氛围。
朱公廉这位厂长也很少摆领导的架子，与员工相处得十分融洽。
1999年，绍兴女儿红酿酒厂改制为有限公司了，这就从国有改为私营。
当时，有关部门的意思是让在这家厂子当了十几年厂长的朱公廉占大股。
可朱公廉是个有义气的人，他考虑到了大家在一起奋斗十几年的朋友情谊，觉得大家都不容易，所以股权还是平均分配好。
从这点上可以看出，他是个不太懂得经营管理的人，一个真正的企业家他可以是善良的，但决不能够感情用事。
他这种把权力平均的做法，也就等于是把责任平均了，而这种平均将势必导致凝聚力的分散。
结果是担任董事长的朱公廉持有不到4％的股份，其它股份则以更小的比例为全体员工持有。
这样一来，全厂人人有股，人人股份都差不多。
他确实是得到了一个好人的美誉，但他却为这份美誉付出的代价是惨重的。
公司由国企变为民营后，就不必受那么多条条框框的管束，利润分配也可以由自己做主。
一群不富裕的人在面对一大堆金钱时，又如何禁得起**？公司利润从此理所当然地年年被瓜分一空！
这等于又回到了吃大锅饭时代，没了掌舵的人。
当竞争对手都在进步时，“女儿红”
却因为发展资金短缺完全失去了后劲。
等到朱公廉发现大势不妙，要求公司将每年利润留下一部分作为企业发展的资金时，却遭到了多数股东的反对，朱公廉在企业内的决策权已被剥夺。
这些当家人最担心的只是自己包里的钱不要变少，而不是共同创业守业。
这正是如果让无知的人有了权，那他们就会把这种无知发挥到无限大。
中庸是一种智慧，只有拿捏恰当，才能发挥出它能动的韧性，而不是一味的柔，该硬时就该硬。
前面我们说过一个好的商人可以做一个好的政治家，在这里朱公廉无疑是想让所有的人都成为好的商人，这就如同我们曾经伞国人民去下乡一样的可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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