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垄断执政官后，大秦反而强大了。
这些史实其实在蒯韬回来之前，我和“二弟”
已经探讨过。
不是“共和制”
不好，大秦的民智因共和而起、但是纯共和容易让巧言令色者当权，且行政开销太大，所以那时的大秦蓬勃向上但不强大。
而“贵族化”
在民智的红利尚在时，大秦迎来了发展的最佳风口，这与“气运”
可能也有一定关系。
反观脱了咩和匈奴，曾经专制的强大终因为专制者的权利无法制约，犯错后无法被纠错而衰弱。
无论脱了咩八世在位的十六年内战还是伊稚邪上台后的匈奴开始衰败，都是在还专制独裁的账。
由此看来，造成安息商税高的贵族公选出来的“话事人”
看似反而可能最好。
但是这同样存在问题：就如汉初的分封，王者强则安定繁荣，王者实力没那么强就会出很多合纵连横和“你方唱罢我登场”
的内耗。
同时，阶层固化后的精英决策最后会变为“伪精英决策”
。
我告诉与会者：综上，我认为最好的时代的“主帅”
是什么样的呢？是独裁向贵族共同决策者让权——不是被打倒的让权，是主动的让权、能控住场的让权、向能做好事情团队的让权、在事态出现明显问题时能收回来的让权。
《十诫》在开拔路上赋予了我类似“神授”
的权力，所以现在是我让权的最好时机，也正是因为这样，我要搞《基石契约》。
那么让权的目的是什么？是精英集体决策。
当然，即使精英集体决策的行政效率也不如独裁，但是独裁者的错误基本无法纠错，一百个高效的正确决定，会被一个不能改变的错误决定抹杀。
所以最稳健、能走远的治理结构不是追求最好的，而是追求“最不坏”
的。
主帅让团队决策，他看似什么都不干却不失控，他最终通过控股权控制团队，通过原始股让原始股东有保障、通过身股让精英阶层利益捆绑，通过《基石契约》精神下的《操守契约》让所有人、包括主帅本人都不能为所欲为。
除了《操守契约》，还有一份《事务契约》，也就是俗称的《工作规范》。
《事务契约》的规范不存在基于《基石契约》，它是业务本身规律的总结和运用。
同样不同于《基石契约》和《操守契约》，《事务契约》会随着业务开展过程中不断的更新认知和适应新的业务发展格局而变。
而在每个业务管理条线，能最出色做到《事务契约》并取得好结果的，才能在定期更新的“身股”
评定中获得“身股”
。
这样，我未来与营地所有精英阶层的关系就是契约之下的互利共赢关系，而不是狠人独裁者的予取予夺；也不是自欺欺人的君权神授；更不是阶层固化的“假精英决策”
。
我用差不多十次会的耐心解释沟通才让所有参与讨论者初步明白了我要做什么、和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
说白了，我要建立一个综合东西方之长的、与众不同的政治体制，使其以主帅为首脑、精英阶层共治、互利的契约精神维系且精英阶层有进有出不断换血保持长久竞争力为特点。
在这种制度下，所有贵族都要以新的基业为保持贵族地位的前提，所有“身股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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