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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个过程彼此间相对独立地一起展开。
一方面，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以前的历史时代所产生的旧理论在新的条件下获得发展。
而另一方面则是工人运动的新的实践。
正是这一点，解释了下述现象：这一时期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及他们的某些门徒的著作中，马克思主义理论一般地和在哲学方面达到并超越了字面上“与时代不合”
的高度。
这也就是在这样的高度上阐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全然不可能实在地而非形式地为无产阶级的运动——它的实践在19世纪最后三分之一时间里得到复苏——所吸收的原因。
三
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们，无论是社会民主党人还是共产主义者，还提出了一个次要的批评。
这涉及我在《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中的一个观点，即，对从这个世纪末开始的马克思主义发展第三阶段中马克思主义同哲学的关系需要有一个新的评价。
在此之前的那个时期，马克思主义内部的各个派别忽略并且极度轻视马克思和恩格斯学说的革命的哲学内容——这种忽略采取了各种形式但有一个共同的结果。
对比之下，《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的目的在于重新强调马克思主义的这个哲学的方面。
这样一来，它就与所有那些早先自觉地表现为对马克思主义的康德主义的，马赫主义的或其他的哲学上的“修正主义者”
的德国和国际马克思主义内的集团站在了对立面。
其中最突出的派别是在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民主党内部占统治地位的核心集团中发展起来的，它对马克思主义越来越采取一种反哲学的、科学实证主义的观点。
甚至像弗兰茨·梅林这样正统的革命家，也由于赞同这种观点对所有哲学“幻想”
的蔑视而称赞这种观点。
然而，读者很快就会弄清楚，我对今天哲学革命任务的看法甚至可能同第三个派别具有更强烈的对抗性。
这个派别主要是从俄国马克思主义的两个派别中产生的，现在主要以新的布尔什维克“马克思列宁主义”
的理论家们为代表。
乔治·卢卡奇关于辩证唯物主义的研究和我自己的著作的第一版都出版于1923年。
一旦这两本书为外界所知，它们就遭到俄国和其他每一个地方党的报刊带有超乎寻常的敌意的攻击。
这主要是由于这样一个事实：俄国党的领导在“宣传列宁主义”
的口号下，在那时开始了一场使共产国际中所有非俄国党的意识形态“布尔什维克化”
的运动[3]。
这与为了列宁主义的遗产而在列宁的继承者中间开展的尖锐的斗争是一致的（这在他活着的时候就开始了），也与德国1923年10月和11月的事件相一致，这些事件是西方国际共产主义政治实践的主要挫折。
这种“布尔什维克化的”
意识形态的中心环节是一种宣称恢复了真正未经窜改的马克思哲学的完全哲学的意识形态。
在此基础上，它企图反对工人运动内部一切其他的哲学派别。
当这种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传到西方的时候，它就反对卢卡奇，我和其他“西方的”
共产主义者的著作，我们这些西方共产主义者形成了共产国际自身内部一个敌对的哲学流派。
于是，这在战前社会民主党国际内部发展起来的两个革命派别之间导致了第一次真正直接的哲学讨论。
这两个派别在共产国际内只在表面上是统一的，虽然迄今为止它们的分歧一直限于政治和策略问题[4]。
由于下面将要提到的某种历史原因，这一哲学讨论不过是双方几年前激烈进行过的政治和策略争论的一个微弱的回响。
从1925年开始，在苏联党内，然后在所有其他共产党内越来越靠斗争方式加以解决的这场派别争论很快使这场讨论变得模糊了。
尽管如此，这场争论是全面发展中的一次的确有一定的意义的机会。
因为这是突破俄国评论家所谓迄今盛行于俄国与西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立场之间的“互不了解性”
的第一次尝试，而这些俄国评论家对两方面的理论状况都是非常清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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