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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命名为“物”
的概念实体的还原，同样也就是对命名为“需要”
的概念实体的一种解构。
我们在这一过程中还可以发掘出主体的实体。
主体、物、需要：这三个概念的神话学（mythologique）结构是完全相同的，三者都在天真的现实性中、在原初的心理学描述中得到了阐发。
对于需要的看法是一种神奇的遐想。
主体和客体被视为两个自发的并且是相互分裂的实体，具有镜像般的（specular[8]）和独具特色的神话，而这对于建立它们之间的关系却成为必需。
这种遐想当然还需“需要”
这一概念。
正是需要——其他的概念都相同——具有一种神性，这一点在莫斯的《礼物》中有所体现。
交换被视为在分裂的双方之中存在的一种活动，每一方都先于交换而独立存在，由此必须在双重的责任中建立一种交换自身的存在：一个是给予，一个是归还。
由此，有必要设想一种物的内在力量（正如莫斯以及原始人已经做的那样）——“hau”
[9]。
这种力量盘旋在物的接受者这里，并同时要求接受者将其归还。
交换双方不可克服的对立由此被还原为一种同义反复的、人为的、富有魔力的、补偿性的对立。
同样，在列维—施特劳斯的批判中，他通过研究经济学，将交换直接设定为一种结构。
由此，在心理学家、经济学家那里，他们区分了主体与客体，但二者的融合却除了在需要的魔力之下，几乎不可能完成。
但这一概念只能在主体面向客体，或者客体面向主体的适当的、功能性的意义上来阐发主体—客体的关系：这是功能主义的唯名论（nominalismfunalist），它所强化的是整个心理学的意识形态：需要是一种恰当的、公平的、调节功能的概念。
实际上，这一过程是在用客体来定义主体，用主体来言说客体。
这是由需要的概念而产生的一个巨大的同义反复。
形而上学自身并没有完成什么。
在西方思想中，形而上学和经济科学（更不用说传统心理学）彰显了一种深层的聚合力，不管是精神上的还是意识形态上的。
通过同义反复的力量设定了主体，并将其与世界联系起来。
超自然的神性（Mana），必要的力量、直觉、需要、选择、倾向、有用性、刺激：这些都是同样富有神性的联结力量，即在“A=A”
中的“=”
。
形而上学以及经济学之间的对抗处于相同的困境之中，处于相同的迷阵（aporias）之中，处于相同的矛盾与功能障碍之中，从一开始就陷入了一个由被设定为自发的主体与其镜像的反映，即处于自发性之中的客体所构造的一个无限循环之中。
3.同义反复的力量
显然，同义反复并非是无辜的，同样那些暗含了整个需要神话的目的论也并非是无辜的。
这样一个同义反复总是某种权力体系（systèmedepouvoir）被理性化后构成的意识形态：具有麻醉特征的麻醉药，“A是A”
的重复，如同博尔赫斯的动物分类：“包括在目前分类中”
，或者如同那种富有神学色彩的声称：“当一个既定的主体购买如此这般的物，这样的行为就是他独特的选择和喜好发挥作用的结果。”
由此，在同一性逻辑原则之下，存在着的是对空洞的内容所做出的华丽的比喻，是同义反复的体系所具有的力量，是一种社会秩序的有目的的再生产，更确切地说，是在需要的语境下，生产秩序的有目的的再生产。
这就是为什么经济科学绕过了需要的概念，因为它们总是在需要的数量的层面来进行它的演算，而需要的观念却需要一种意识形态的支撑。
生产的合法化的立论基础是这个将尚未证明的前提作为理论运演的依据。
例如，人们发现，一个先在的、神奇的事实：他们需要已经生产出来并在市场上供应的东西（由此，为了说明人们能够体验到这一点，需要必须被假定为已经存在于人的内心之中了），因此，这种强制的理性化只是对生产秩序的内在目的性的一种掩盖。
每个体系如果试图以自身为目的，那么就必须要去除它自己真实的目的论问题。
通过将需要和满足进行以上合法性的华丽包装，社会的以及政治的目的论问题就被压抑了。
人们可能反对将需要视为一种强制的理性化，因为需要的话语似乎是主体解释自身与物以及与世界关系的一种自发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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