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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莫尔之后很快出现的一篇乌托邦文本、培根的《新大西岛》中，国王判定，社会已经实现了这样一种完美的状态以至于不再需要进一步社会变革了。
在培根的例子中，技术变革与新知识不仅被认为是可能的，而且还被积极寻求，但其灌输是由所罗门议院（被认为是皇家学会前身的一种机构）中的哲人们紧密控制的。
这样产生的结果就是已经完善的社会秩序在技术和学术完美性方面更加发展。
与之对照，莫尔唤醒了一种怀旧情绪，对神化过去、对完美的小镇生活的黄金时代、对静态精神秩序以及非冲突性与和谐性的等级制社会关联模式的怀旧。
这种怀旧气质是多数乌托邦思想的特征，甚至被投射到未来及合成的未来派技术中。
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它对于这种计划如何变成事实具有重要的影响。
有许多途径来理解莫尔的文本及随后产生的众多乌托邦方案（如培根及康帕内拉的文本）。
在这里我仅分解出一个方面：空间与时间以及地理与历史之间的关系。
所有这些乌托邦形态都可以描述为“空间形态的乌托邦”
，因为社会过程的暂时性、社会变革的辩证法——真正的历史——都被排除了，同时社会稳定又是由一种固定的空间形态来保证的。
路易丝·马林（LouisMarin，1984）认为莫尔的乌托邦是“空间游戏”
的一个种类。
莫尔实际上从众多可能的空间秩序安排中选择了一种作为表现和固定某种特定精神秩序的方式，这不是一种独特的思想。
比如说，罗伯特·帕克（RobertPark，1967）在1925年撰写了一篇引人注目的文章，他把城市理解为“空间格局和精神秩序”
，并坚持这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
但马林为我们所展开的是这样的观念：随着莫尔的首创，任意地想象“作为空间游戏的乌托邦学”
已成为探索和表达有关社会关系、精神秩序、政治经济体系等众多竞争观念的一种成熟手段。
空间秩序安排的无限可能性为社会世界的无限可能性提供了前景。
当把随后产生的乌托邦计划放在一起时，它们给人留下的深刻印象就是多样性。
19世纪的女性主义乌托邦（Hayden，1981）与那些意欲为工人阶级提供一种更加舒适、更加健康生活的乌托邦显得不同，也与各种无政府主义者、对生态学敏感的、宗教的及其他诉诸某种特定空间秩序来定义和确保其精神目标的替代方案都不同。
提议所涉及的范围——以及空间性所涉及的范围——证实了人类想象对社会空间方案的探索能力（请参阅Bloch，1988；Kumar，1987，1991；Levitas，1990；Sandercock，1998）。
马林的“空间游戏”
观念巧妙地捕捉了乌托邦方案中的自由想象力，对这种乌托邦模式的复归似乎为摆脱昂格尔困境提供了一种途径。
可是，问题并非如此简单。
想象的自由运用不可避免地受制于权威的存在和限制性管理形式。
被福柯视为通过创造监视和控制的空间体系（polis=police）而产生的“全景效果”
同样融进了乌托邦方案中。
想象的自由运用与权威和控制之间的辩证法产生了严重的问题。
在最近时期，对乌托邦理想的拒绝有一部分原因就在于敏锐地意识到了它与独裁主义和极权主义的内在联系（莫尔的《乌托邦》无疑可以如此解读）。
但是，以这些理由来拒绝乌托邦理想也带来了不幸的结果：在搜寻替代方案的过程中抑制了想象的自由运用。
因此，必须把正视空间游戏和独裁主义之间的关系置于任何试图复兴乌托邦理想的再生政治学的中心部位。
在追求这个目标的过程中，了解一下乌托邦如何通过政治—经济实践得以实现的历史是很有用的：正是在这里，想象力的自由运用与独裁主义之间的辩证法作为人类事务中的一个基本困境生动地显现出来。
四、空间形态乌托邦的实现
在20世纪，所有伟大的城市规划者、工程师和建筑师都把对某个替代世界（物质的和社会的）的强烈想象与根据全新理念设计和重建城市及区域空间的实践结合起来。
当埃比尼泽·霍华德、柯布西耶和弗兰克·劳埃德·莱特这样一些人创立这种想象的背景时，一大群专业技术人员开始在砖头和混凝土、公路和塔式大楼、城市和郊区中实现那些梦想，建造VillesRadieuse或Broadacre城的样式、全新的城镇、私密规模的社区、都市村等。
甚至当独裁主义评论家和这些已实现的乌托邦梦想缺乏个性构成对他们的威胁时，他们也经常通过把自己更喜欢的空间游戏样式与其他人已经实现的空间秩序安排作对照来坚持自己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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