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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乌托邦方案实现过程中，蕴含其中的批判和反抗力量如此轻易地堕落为对统治秩序的顺从，这是如何发生的呢？我认为，这个问题有两个基本答案。
让我通过进一步考察“新城市生活”
运动的主要候选方案之一来揭示它们，那是现在被视为改变我们城市未来的运动。
这个运动的权威人物之一杜阿里（Duany，1997）“强烈地感到城市生活（要不然就是建筑）能够影响社会”
。
他认为，以新城市生活意向所提议的方式来正确地使用空间游戏将会有助于纠正问题。
他的提议证实了对小城镇美国的怀旧情怀，对其可靠的社区感、习俗、混合的土地使用和高密度以及思想家（譬如说雷蒙德·恩威）的怀旧。
把所有这些带回到城市设计中，那么城市生活和社会生活的质量将会无限制地得到提高。
这个主张通过对美国城市中“无地方性”
及缺乏“真实性”
（无情蔓延的郊区、盲目的边缘城市，破碎和分裂的城市中心充塞了一片片这种难以消化的风景）的一系列批判性评论（Kunstler，1993；1996）而得以巩固。
新城市生活确实在与这种巨大的畸形作斗争（Katz，1994），如何恢复历史、传统、集体记忆及与以之相伴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就成为其圣杯的一部分。
因此，这项运动并不缺乏一种批判性的乌托邦优势。
新城市生活提供了怀旧，也提供了一些积极的东西，它确实与广泛制度范围内（开发商、银行、政府、运输集团，等等）那些根深蒂固的传统思想作斗争。
芒福德的传统很乐意从整体来思考区域，并追求城市和区域可能会关注的一个更加有机的、整体的理想。
后现代的分裂倾向被拒绝。
它尝试私密和综合的发展形式，回避对城市进行水平分区和大范围绘图的愚蠢概念，这个行为释放了作为社交竞技场的街道和市民建筑的利益。
它还允许以新的方式来思考工作和生活之间关系，并且推动一种生态学的设计维度，这种设计不再把优质的环境质量当成一种消费品。
它高度关注如何处理极其奢侈的能源需求这种棘手的问题，这些问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美国占支配地位的以汽车为基础的城市化和郊区化形式所带来的。
有些人视之为当今美国都市变革的真正革命力量。
这种社群主义的阴暗面仍然没有得到揭示。
社区精神长期以来被认为可以防止社会混乱、阶级战争和革命暴力（莫尔率先提出了这种思想）。
装备完善的社区常常是排他性的，它在自己与他人之间划定了明确的边界，树立各种各样的不得入内的标志（不然就是有形的墙），并使监视、社会控制和镇压内在化。
社区常常是社会变革的障碍，而非推进器。
新城市生活创建的意识形态既是乌托邦，同时又是令人忧虑的。
在其实现过程中，新城市生活为那些并不需要它的人建立了一种社区形象和修辞，那种修辞就是以地点为基础的市民自豪感和意识，同时却让那些“下层阶级”
听任命运的摆布。
多数已经实现的项目是为富人开发的“绿地”
（当然包括查尔斯王子自己在多塞特庞德伯瑞工程上的投机活动），他们帮助制造了郊区的或远郊的更好的居住地（Langdon，1994），但他们很少或根本不帮助恢复那些正在衰退的城市中心地带。
斯库里（Scully，1994），此运动的怀疑者，并不相信新城市生活曾经抓住过城市贫穷和衰退的要害。
在评论新城市生活代表作西塞德时，他指出，“在创造社区形象、创造人类文明在大自然中的地位象征时，它的成功已超出了我们这个时代的任何建筑学工作……”
（顺便说一下，对查尔斯王子的庞德伯瑞现在也有着同样的说法）。
但是，斯库里继续说：
人们会情不自禁地希望西塞德和其他正在形成的新城镇的经验可以应于解决穷人的住房问题。
那是最迫切需要社区的地方，而且又是遭受最惨重破坏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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