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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意识形态所进行的批判一样，也是对意识形态进行消解，以重估广义文本，确定“现实”
（包括阶级斗争、生产关系等）的相互联系的新定义。
的确，解构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在形式上有相似之处，或者说，在某些观点上可以沟通。
例如，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概念，就其质疑了意识的自明性而言，恰似解构主义的中心概念延异，而作为辩证法原动力的矛盾概念，就其作为一种强大的异质力量运行而言，预示了延异的策略。
瑞安在《马克思主义与解构》一书中认为，马克思的“历史”
以其批判性和反意识形态性与德里达的“踪迹”
相似。
如果说“历史”
一语意味着打破自然状态，开始建构和生产，那么，“踪迹”
一词意指打破和现实的自然纽带，开始自由游戏过程。
斯皮沃克在《关于阅读马克思的思考：读毕德里达之后》中断言，马克思对“货币”
的关注犹如德里达对“文字”
的热情；货币原是所有权的一种异化，是产品交换的一种补充，但它又反仆为主，一跃而成为商品世界的至尊，这极似文字的故事。
如此等等。
这是德里达等人热衷于进行解构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联姻”
的理论依据之一。
当然，我注意到，在这一“联姻”
过程中，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已被德里达以解构性的阅读重新书写，马克思主义在这里成为一种解构版本的马克思主义。
德里达对马克思主义的拥抱乃是其解构策略的一种运用，其根本意图是为了祛除自由主义的“新国际”
话语的“宏伟叙事”
，在全球化的语境中打入离心化的楔子，或者说“呼吁异质性”
。
正如伊格尔顿所说：“马克思主义刚到边缘位置，德里达便想靠近它，这样才更符合他的后结构主义打算。”
[32]
更重要的是，在这种解构主义的阅读模式中，马克思主义的“文本”
变得支离破碎，不再具有一以贯之的统一意义了。
用德里达的话来说就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文本”
中，矛盾和辩证法本身无法避开形而上学的支配，马克思主义一方面打破了唯心主义尤其是黑格尔哲学的传统，另一方面又受着形而上学主题的统辖，“我并不相信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出发，纯粹的马克思主义文本可以同时将矛盾概念从它的思辨的、合目的的和末世学的视界中游离出来”
[33]。
即使德里达最为推崇的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在他看来，也应与作为本体论、作为辩证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区别开来，与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区别开来，与作为国家机器部分的马克思主义区别开来。
这样一来，作为马克思主义本质的批判精神就被抽象化了，而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和阶级性也被磨平了。
瑞安在《马克思主义与解构》中指出：“解构理论是对一些主要的哲学概念和实践的哲学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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