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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普莱在文学批评实践中真正贯彻了胡塞尔的现象学方法，从而真正形成了风行一时的日内瓦学派，但是有趣的是，普菜在给希利斯·米勒的一封私人信件中却坚持认为自己是笛卡儿主义者。
[13]
普莱之后的第二代日内瓦批评家们的理论与批评虽各有偏向，但其共同的现象学方法与旨趣却依然清晰可辨。
首先，这些批评家以现象学的意向性理论为基础建立了其作品论。
他们认为作品是体现作家意识的意向性客体，它不仅与实在的现实历史无关，也与作者的生平传记无关，它本身就是一个自足独立的整体，使这个整体统一起来的是作者的“经验模式”
。
所谓作者的经验模式指作者意识与对象发生关系的个性方式，这种模式潜在于作品之中，是作品个性风格的本源。
其次，这些批评家求助于现象学的方法论原则来从事实际批评，并确立了一套严密的批评方法论。
他们主张批评应首先排除先入之见以确立中立化的立场，排除作品与现实历史的实在关联，将批评的目光集中于作品的内部意识。
最后，这些批评家将作品的内在意识，尤其是作品中作家的深度经验模式作为批评的主要对象。
为此，他们又被称之为“意识批评家”
。
第二代日内瓦批评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希利斯·米勒，其现象学批评著作只有三本：《查理·狄更斯的小说世界》、《神的隐没》和《现实的诗人》，但是作为乔治·普莱的信徒，米勒成功地将日内瓦学派的理论运用于英美文学研究，赢得了众多英语读者，可算是为现象学批评作出了一大贡献。
有趣的是，米勒是在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结识普莱，从而获得嫡传衣钵的，当时米勒绝对不会想到若干年后，他同样是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结识了法国解构主义大师德里达（1966年），在和保尔·德·曼一起聆听了德里达的讲演《人文科学话语中的符号、结构和游戏》之后，希利斯·米勒和保尔·德·曼在思想上都完成了“改宗”
式的突变，双双成为解构主义批评流派——耶鲁学派的主将，而且，米勒同样成功地将解构主义理论运用到英美文学的研究中。
罗兰·巴特像一颗耀眼的星，潇洒地划过结构主义、符号学、精神分析学、接受美学、解释学、解构主义等领空。
但是，很少有人注意到巴特早期的两部著作《米歇莱》（1954年）和《论拉辛》（1963年），都属于日内瓦现象学批评传统。
巴特早年从现象学角度出发研读拉辛的作品，运用想象和语言学材料研究文本的现象学自我，仅就方法而言，巴特的早期论著当属地道的日内瓦学派的批评。
理查则认为《米歇莱》和《论拉辛》同属于巴特走向纯粹结构主义之前的“复杂劳动时期”
。
[14]
由于日内瓦学派过于注重作者的经验模式，因而比起英伽登和杜弗莱纳的美学理论来，具有更浓厚的心理主义色彩。
与英伽登不同，日内瓦学派除了秉承胡塞尔的思路外，在具体批评实践中借鉴了海德格尔的许多思想，例如在意识形式与内容的划分，时间性和非概念性知识等关键性问题上，都可以清晰地发现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的巨大投影。
总之，日内瓦学派假定一部文学作品构成一个有机整体，一位特定作者的全部作品亦然，这样现象学批评就能够与年代无关，能够在主题不同的各种作品之间自然地移动，坚定地追寻着它们的统一性。
因而伊格尔顿认为“现象学批评是唯心主义的、本质主义的、反历史的、形式主义的和有机主义类型的批评，是作为整体的现代文学理论的盲点、偏见和局限的纯净蒸馏”
。
[15]
尽管现象学声称自己已经从传统哲学的利爪中救出了人类活动和经验的“活的世界”
，但它仍然作为一个没有世界的头脑而开始和告终的。
现象学允诺为人类知识提供一个坚实的基础，但它却为此付出了重大代价：牺牲人类历史。
正如伊格尔顿精辟地指出：“人的意义在其深刻意义上当然是历史的，意义问题并不是去直观一颗洋葱头的普遍本质是什么，而是社会个人之间的交换和实务。
尽管现象学的注意焦点集中在被实际经验着的现实，即作为‘生活世界’而不是作为惰性事实的现实，因而现象学对这个世界的态度依然是沉思冥想式的和非历史的。
现象学企图退缩到一个有永恒的确定性等在那里的思辨领域中去，从而消除现代历史的梦魇。
就这样，现象学在那孤独、疏离的沉思中，成了它想要克服的这一危机的症候。”
[16]其实，乔治·普莱早先也是坚决拒绝历史影响的，反对为某种文化中的文学精神寻找文化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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