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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又指出，马克思的异化范畴将黑格尔作为主体的绝对精神改造为“人”
本身，从而把马克思的资本批判归结到“人”
这个中心点上。
卢卡奇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劳动实践已经不是人的主体性本质的对象化，而是人的本质的物化，人与人的关系蜕变为物与物的关系。
但他又认为，存在着一个超越物化意识的历史主体，这就是能够把握历史总体性的无产阶级的革命意识，“马克思主义与资产阶级思想的根本分歧不在于从历史来解释经济动机和首要作用，而在于总体性的观点。”
[5]在总体性范畴和异化理论的框架中，卢卡奇确定了审美和艺术的本质、功能、特征和地位，认为席勒式的审美理想“远远地扩出了美学的界限，并把这一点看作是解决社会中人的存在问题的钥匙”
。
[6]卢卡奇的物化批判理论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潮的发生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精神源头。
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从不同程度上吸收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异化思想并进行了人本主义的阐释。
他们认为，人类历史的前提和出发点是人的本真的存在，但随着文明的发展尤其是资本的全面统治而发生越来越严重的异化，并且“扩展到全部社会，任何个人都无法摆脱”
[7]，异化已经成为现代人的命运，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则是一种总体性异化的社会。
只有经过总体性革命的扬弃，才能回归实现人的本真存在，艺术和审美就是批判异化和拯救人性的重要乃至唯一的途径。
对此，几乎每一位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家都从不同层面和角度投注了自己的才华和智慧。
马尔库塞的新感性美学、哈贝马斯的交往合理化美学都是建立于对总体性异化的批判之上的。
阿多诺虽然批判了卢卡奇对于整体性、总体性的维护，认为“整体是虚假的”
，要求摧毁“总体性”
的牢笼，但阿多诺所批判的只是以纯粹同一性为基础的总体性，而强调立足于非同一性、否定性基础之上的总体性。
因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已经成为“普遍的社会压制的时代”
[8]，现代工业文明强制性地抹平了人们的个体性和差异性，人与世界被整齐划一化，这在现代“文化工业”
中具有鲜明体现。
阿多诺将“文化工业”
喻为“社会水泥”
，它以隐蔽的形式把个人整合到巩固资本主义制度的意识形态中，实现个人对于既存社会的认同，从而形成了总体异化。
与马克思侧重于关注政治经济层面的异化及其克服相比，西方马克思主义显然更关注审美、文化、心理、精神等层面的异化。
以人的异化及其克服作为美学和艺术的探讨的思想准则，把对现代资本主义总体性异化的否定、批判以及人的自由和解放同艺术和审美的本质、功能联系起来，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历史展开的基本出发点。
卢卡奇的“伟大的现实主义”
美学、费舍尔的新现实主义美学、加洛蒂的人本主义的现实主义美学，列斐伏尔新浪漫主义美学，显然就是这一思路的具体化。
即使是围绕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的论争，无论是卢卡奇还是布莱希特、阿多诺，无论是坚守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传统、批判现代主义的非理性主义，还是批判僵化封闭的现实主义、倡导有力表现人性被扼杀的现代主义，它们的基本立论点也仍是资本主义人性异化及其如何回归的人本主义精神。
历史地看，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经历了一个由传统的现实主义美学观念向开放的现实主义美学观乃至现代主义美学观的转变过程。
除了卢卡奇之外，加洛蒂、费舍尔、布莱希特在吸收卢卡奇异化理论和总体性范畴，另一方面又抛弃了卢卡奇现实主义美学观的保守和片面之处，扩展了现实主义美学的理论视野，并由此从对现代主义从敌视和疏离走向认可和亲近。
整体说，对于异化现实的关注、忧虑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批判的基本认识论出发点，当然，上述理论家的美学思想与下面其他理论关注点也都有密切联系，其中阿多诺、马尔库塞、本雅明、哈贝马斯、詹姆逊等理论家的学术成就更多地体现在对于社会文化批判和审美乌托邦的建构等理论关注点的思考上。
需要指出的是，与上述西方马克思主义对待异化问题的人本主义清倾向相对，还有以阿尔都塞为代表的科学主义一脉，他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科学性的捍卫在某种程度上与西方马克思主义人本主义倾向相互参照和补充，开拓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发展的新思路。
社会文化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另一个理论关注点。
对资本主义进行社会文化研究和批判，这既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于社会历史的研究路向有关，也与他们特定的学理背景有关。
如前所述，“西方马克思主义”
从根源来说是对20世纪以来发生的一系列重大社会历史事件所提出的问题的关注、思考和回答，但是他们切入的角度已经主要不是外在的社会历史，而是主观文化心理结构和意识形态，“西方马克思主义典型的研究对象，并不是国家或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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