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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注意的焦点是文化”
。
[9]在对于20世纪初期欧洲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普遍失败的反思中，主体性思想在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那里得到普遍强调，而纳粹法西斯主义的蔓延又使他们感到反思大众心理问题的必要。
随着工业资本主义时代的来临，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进入了“全面管理的社会”
（阿多诺），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通过技术理性——尤其是在现代传媒推动下的大众文化——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甚至曾被马克思视为资产阶级掘墓人的无产阶级也被资本主义社会所整合，这种文化现象不能不进入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思考视野。
另一方面，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与其他现当代西方美学思潮不同之处就在于，它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实际上，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于大众文化的剖析，既吸收了马克思关于商品拜物教理论，也吸收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关注人性异化及其克服的人本主义思想，乃至马克思关于人类解放的学说也构成社会文化批判理论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
围绕社会文化研究和批判，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主要讨论了以下问题：一是关于艺术与意识形态的关系问题。
葛兰西提出文化霸权思想，呼吁摧毁文学艺术领域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霸权、建立无产阶级霸权；阿尔都塞运用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在艺术、科学与意识形态关系中研究艺术的本质与地位，马舍雷则进一步对于阿尔都塞的思想进行了发挥和拓展。
二是关于艺术的社会功能问题。
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美学重视艺术社会功用的传统，强调用艺术和审美批判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介入现实政治斗争，这既体现为法兰克福学派就对于被认为体现了异化意识的大众文化进行批判，也体现为伊格尔顿对于艺术政治学的强调以及本雅明对于大众文化革命潜能的发掘，但是相同的地方在于，他们都“赋予艺术以启蒙的功能：他们都试图确立艺术作品发挥解放功能的基础”
。
[10]三是关于艺术的审美内涵问题。
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从卢卡奇、葛兰西开始就显现出一种文化哲学美学倾向，威廉姆斯提出了文化唯物主义美学，认为只有把艺术作为文化的产物才能真正认识其意义。
伊格尔顿在威廉姆斯和阿尔都塞的影响下建构审美意识形态生产美学。
当今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杰出代表詹姆逊则专注于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学阐释，建构文化阐释学美学，并对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做出了迄今为止最为权威的阐发。
随着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术成果的重心在地域上向英语地区的转移[11]，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社会文化批判逐渐成为主流性倾向，并对西方人文领域晚近的文化研究思潮产生了深远影响。
审美乌托邦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潮的重要理论关注点之一，美国学者理查德·沃林曾指出，布洛赫、本雅明、卢卡奇等第一代中欧犹太思想家对于法兰克福学派核心成员产生了决定性影响，这些思想家都继承了作为弥赛亚启示的犹太传统的乌托邦方面，“试想一下，假如霍克海姆、阿多诺和马尔库塞的工作被删去了乌托邦这一维度，那么它似乎丧失了最为根本的驱动力”
。
[12]事实上，不仅对于法兰克福学派来说，而且对于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来说，乌托邦都是一个受到普遍关注的问题。
乌托邦思想在西方文化中源远流长，它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1世纪的古希腊先知们，但是直到近代，这一概念主要集中于社会制度和物质层面，具体呈现为社会乌托邦或政治乌托邦。
审美乌托邦作为发达工业社会的产物，是乌托邦的现代形态，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从关注社会政治制度和物质的层面转移到关注精神意识的层面，转移到从艺术和审美与人性、主体性之间的功能性关系来思考人的自由和解放问题。
它以审美和艺术为中心、并以其为手段，批判现存社会秩序，拯救陷于异化“铁笼”
中的人性，以实现人的自由和解放，勾画出理想社会的蓝图。
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走向审美乌托邦的营建，既有坚实的社会现实基础，也有深厚的思想和理论渊源。
20世纪初的两次世界大战、纳粹法西斯主义的体验或记忆、当代资本主义的异化现象、科技理性的过分膨胀以及苏联斯大林主义等都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探讨并走向审美乌托邦的重要现实背景，“奥斯威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
，阿多诺的话从一个侧面揭示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营建审美乌托邦的现实的动力因素。
就思想渊源来说，除了沃林所提到的犹太教救赎传统之外，康德中关于判断力在从自然的人向道德的人的过渡中处于中介和桥梁作用的思想，席勒关于审美是解决人性异化和分裂状态的理想工具的思想，齐美关于审美和社会之间的“距离”
观念，韦伯关于现代艺术分化和自身合法化以及审美活动区别于日常生活实践的思想等，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审美乌托邦走向的重要理论资源。
此外，他们对于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解放和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理论的继承和阐释也构成了营建美学乌托邦的重要理论动力：一方面，马克思从政治经济领域，认为只有推翻了资本主义制度，才能获得对于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才能向着人的完整性复归，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继承了这一思路并将其转向精神、意识和文化领域；另一方面，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接受了青年马克思的人本主义立场以及成熟时期马克思的社会批判理论，但是，他们又找不到现实的进步力量的主体，于是，审美乌托邦就成了孳生批判性力量的替代性源泉。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那里，美学就已经具有了乌托邦色彩，卢卡奇认为在一个全面异化的世界中，艺术不仅是认识也是实践，对于资本主义的认识和批判本身就是对于现实的改造，从而艺术承担起它本无力承担的解放和自由的重任。
后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都在美学理论中不同程度地表现出乌托邦倾向。
列斐伏尔丝毫不掩饰自己的乌托邦立场，坦言自己“的的确确是乌托邦的（utopian）”
、“是坚信可能性者”
。
[13]在列斐伏尔那里，乌托邦不是一种关于未来的假说，而是对于可能性的选择，是通往未来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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