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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本身并不仅仅局限于对于现实的真理性认识，而且要通过批判而实现异化的扬弃，这使他走向日常生活批判，强调艺术使我们在异化生活中去选择新的可能性，列斐伏尔在坚守马克思主义批判立场的同时也继承了解放全人类的乌托邦事业。
布洛赫在阐释马克思主义和基督教神学思想的基础上建立了以“希望”
为核心的乌托邦美学，艺术作为表达乌托邦希望的预言形式以幻想和想象的方式超越和改造现实。
法兰克福学派沿着这一方向进行了更为自觉、更为明确的理论实践。
法兰克福成员的学术生涯大多存在着一个从早期的哲学和社会学研究到中晚期的艺术与美学研究的转向，他们赋予艺术和美学以明确的政治功能，审美承担了通过变革主体意识而实现否定、超越资本主义现实实现人类解放的重任，这从一个侧面暗示了他们对于审美王国的极端重视，以及从中探索拯救人类心灵之路的意图。
阿多诺去世前先后写下了《文学笔记》《美学理论》作为自己学术生涯的终结，他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全面管理的社会，虚假意识广泛蔓延渗透，唯有真正的艺术还是一块清醒地体验和批判异化的飞地，救赎的希望生长在对于现实的审美批判中。
“艺术是对现实世界的否定的认识”
，“现代艺术作品所追求的是那种尚不存在的东西”
，在与世隔绝的审美乌托邦中蕴藏着消除人性的分裂、拯救绝望心灵的巨大资源。
在马尔库塞看来，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就是感性淡出、技术理性侵占历史舞台的历史，人在技术理性统治下沦为工具，审美和艺术就是要通过造就新感性和新主体来摧毁总体性异化统治，恢复人性的自由与和谐，实现人的审美的解放，这样审美本身就不再是席勒意义上的工具和桥梁，而是目的和归宿，审美和艺术“是对一个被拯救了的、解放了的世界——从压制力量中解放出来的世界的想象”
。
在哈贝马斯看来，晚期资本主义科技理性的统治造成了人性的全面异化，人与人之间缺乏信任和理解，交往行为日趋不合理，整个社会出现合法性危机，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前辈批判综合基础上，哈贝马斯将摆脱异化、实现人的全面解放的希望寄托于审美和艺术，其交往合理化美学也成为一种乌托邦的建构，在那里，人们平等自由、不受任何限制地参与对话、协商和决策，完全独立于在现实的检验标准之外，因此，尽管哈贝马斯经常对于法兰克福学派浪漫主义的乌托邦倾向提出批评，但交往合理化在现实中显然仍是一个遥遥无期的话语理想，在他所倡导的法兰克福学派“语言论转向”
中依然运行着乌托邦的力量。
总之，异化、社会文化批判、审美乌托邦等构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长期关注的理论热点问题，也是其美学研究的核心问题。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社会文化批判以及审美乌托邦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关注并批判异化现实的必然途径和最后归宿，而当代资本主义的异化现实又为社会文化批判以及审美乌托邦提供了深厚土壤，三个方面相辅相成，共同划定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宏阔视域。
需要指出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上述理论关注点显然已经偏离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出发点和实践性路向，作为理论出发点的政治和经济领域被文化领域所置换，具体的实践性蜕变为理论的实践性，结果只能是营建审美乌托邦的努力重新回归乌托邦的非现实性本质；另一方面，我们也不应忽略这种努力的正面价值，考虑到社会情势的迁移、考虑到他们对于在社会文化和审美批判领域所做的掘进和丰富，作为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和阐释的三种基本形态（其余二者为苏联马克思主义美学、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之一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对于中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建设和发展来说，无论如何是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的。
本编将以三大理论关注点为核心，以思想的承继和发展为线索，力图勾勒出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潮80余年历史行程的概貌。
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潮在80余年历史行程中理论家众多，流派纷呈，并且至今仍在发展演变之中，但是，整体来看，还是大致呈现出一些基本特点，概括起来有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打出马克思主义旗帜，同时又对马克思主义做出了形形色色的阐释，从而一方面对马克思主义有所偏离、乃至背离，另一方面又与当代西方美学思潮有所区别。
整体来看，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关注当代社会生活现实，关心人的生存处境，批判资本主义对于人的异化，探寻人的解放和自由之路，这些显然与马克思主义有着血脉联系，因而与各种反马克思主义、非马克思主义倾向以及其他当代西方美学思潮有着明显的区别。
比如，20世纪30、40年代围绕现实主义与表现主义乃至现代主义而发生的论争，其焦点乃是文艺的革命性、批判性问题，而晚近的杰出代表詹姆逊则坦言自己倡扬文艺批判资本主义的立场，这些都表明在强调文艺与社会的关系以及强调文艺的批判性方面，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与马克思主义美学之间所具有的理论渊源。
另一方面，他们以马克思主义者自居、打出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旗帜的同时，又从各自的理论需要出发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形形色色的阐释，因而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具体态度各不相同。
比如同是坚持“马克思的断裂”
，人本主义一脉强调《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时期的马克思是真正的马克思，把马克思人本主义化，而科学主义一脉则强调马克思与黑格尔决裂，反对马克思主义人本主义化、黑格尔化，认为《资本论》时期的马克思才使真正的马克思。
这就将马克思主义人为地割裂开来，实际上偏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和原则。
整体来看，西方马克思主义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最主要的偏离在于他们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基本立场，而转向学术化、学院化。
如果说在卢卡奇的现实主义美学、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中还保持着与无产阶级和工人运动的某种联系，那么，从法兰克福学派开始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无论从思想上还是组织上这种联系已经**然无存，这在理论上体现为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批判向文化批判的转向，并由此导致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乌托邦倾向。
正如麦克莱伦所指出的，法兰克福学派“不带任何政治政党之见，把注意力首先集中于资产阶级社会的文化上层建筑，从而力图重新考察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基础”
。
[14]当然，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偏离对于不同理论家来说存在着程度的不同。
其次，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注重汲取非马克思主义的当代西方哲学美学思想，并致力于在与马克思主义的“杂交”
中“补充”
、“发展”
马克思主义美学。
在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圣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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