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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既然领导权机构的建设构成了新的思想体系的形式，既然这种建设决定了意识的改革和认识方法的改革，那么这种建设也就是一种认识行为、一种哲学行为”
。
[8]他的意思是：（1）领导权原为政治统治的概念，但现在发展为包含认知、伦理等因素在内的文化概念；（2）领导权的变革中如果能注入对现实批判的文化因素，肯定有利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3）领导权这一政治概念向文化学方向发展，是实际政治行动（实践）和哲学（观念）的双重进步；（4）领导权机构的建设不仅是政治建设，而且首先是一种新的思想、文化体育的建设，新的政治应体现新的思想文化的领导权；（5）这种建设也不仅是政治行为，而且是文化行为；（6）这种文化行为有助于一个阶级的政治统治的巩固和发展。
据此，他认为，任何一个阶级、历史集团，任何一种确定的社会秩序，不仅需要国家机器的强制性统治，而且需要思想文化方面的非强制统治。
统治阶级的领导权中包括用思想文化灌输的方式使被统治阶级接受其思想体系和意识形态（文化），以巩固其统治地位。
所以，要推翻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建立工人阶级国家，也包括推翻资产阶级旧的思想文化统治，建设、发展工人阶级新的思想文化的巨大任务。
葛兰西的上述思想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是对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有关统治阶级的思想也就是统治的思想的阐述和发展，也被国际工人运动的实践证明是正确的。
他关于政权建设也是文化行为和文化建设的思想也是深刻的、富有创造性的。
需要说明的是，虽然葛兰西的文化学思想是他实践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把文化行动看成与政治实践同等重要的实践，看成夺取和巩固工人阶级统治的最重要手段之一，却并没有走向否定唯物史观。
他在强调文化独立性的同时，肯定了文化“随着社会关系的发展而发展”
这一唯物史观基本原理。
正是在实践哲学的文化框架下，葛兰西提出了他独创的建立“民族—人民的”
新文学的美学思想。
三倡导“民族—人民的文学”
葛兰西从上述实践哲学的文化学立场出发，提出要创建包括新的文学艺术在内的新文化，他说：“创建新文化，并不意味着独自去进行‘独创’的发现。
它也意味着——而且这一点特别重要——批判地传布已经发现的真理，即把它们所谓‘社会化’，从而把它们变成实践活动的基础，变成人们协调一致和活动的要素，变成人们精神的和道德的机构的要素。”
[9]他对创建新文化的理解，似乎着重于传播、宣扬、推广革命的真理和马克思主义思想，使之成为指导、支配人们实践行动的指南。
这正是他前述实现工人阶级文化统治思想的具体化。
这里“批判地传布”
实际上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应当在对旧文化的批判中建立新文化的文化批判思想。
当然，思想的批判，不同于武器的批判，因为要在人民中传播、普及、灌输新的思想文化，建立起工人阶级的文化统治，是一种在人们的心灵中破旧立新的革命过程，是一个思想感情层面的辩证综合过程。
为此，葛兰西借用亚里士多德悲剧理论中的“卡塔西斯（Catharsis）”
即“净化”
概念，来探讨创建新文化、新文学的途径。
他说：“据我看，‘卡塔西斯’因素的确立就成为全部实践哲学的出发点：卡塔西斯过程是与完成每一个辩证法发展阶段的综合的链条相吻合的”
，这一过程是净化人们心灵、提高人民精神素质的过程，其实质就是使人民“从纯粹经济的（或感情的利己主义的）因素向道德—政治因素的过渡，也就是向更高地改造基础为人们意识中的上层建筑过渡。”
[10]把创建新文化落实到向人民传播、灌输新思想、净化其心灵的“卡塔西斯”
过程中，这是葛兰西文化学的独创理论。
在此基础上，葛兰西提出了建立“民族—人民的文学”
的美学主张，把它作为文化“卡塔西斯”
的重要方面。
“民族—人民的文学”
的提出，是直接针对意大利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和现实的。
当时，意大利知识分子和传统观念都把“民族”
概念与“人民”
概念分离开来、对立起来，其“民族”
概念含义很狭隘，实际只代表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国家，且与传统的等级制度密切联系，因而是“散发着所谓国家利益的臭味”
，同许多语言中“民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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