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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而不是“入迷”
,它“使所要表现的人与人之间的事物带有令人触目惊心的、引人寻求解释的、不是想当然的和不简单自然的特点。
这种效果的目的是使观众能够从社会角度作出正确的批判”
。
[12]譬如布莱希特的名剧《潘蒂拉老爷和他的男仆马狄》写的是司空见惯的地主与农民的矛盾,但作者采用“间离化”
的处理:写潘蒂拉老爷患了一种癫痫症,不发病时像狼一样凶残,但他自以为很正常,而发病时倒像正常人一样,但他自己觉得像野兽般不正常,这样就打破人们的习惯思维,变熟悉为”
陌生”
,引起人们的震惊和理性思考:为什么“人”
会变成“狼”
一样凶残却自以为“正常”
呢?从而认识剥削制度的罪恶与反常。
这样,布莱希特建立起全新的以“间离化”
为核心的史诗剧体系与理论,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戏剧体系形成鲜明的区别,它具有强烈的现代意识,为西方戏剧美学史揭开了新的一页。
三关于现实主义的论争
上节讲到布洛赫与卢卡奇的表现主义之争,事实上布莱希特也参加了。
他曾写了《小小的纠正》和《人民性与现实主义》二文寄给《言论》编辑部,与卢卡奇商榷,但未被发表,后来他对此问题写了大量笔记与论文,直到他逝世后才得以面世。
从这些笔记与论文来看,布莱希特与卢卡奇的分歧,不仅仅是对表现主义的看法不同,更不仅仅是为他自己的戏剧受表现主义影响作辩护,而主要是两人对现实主义的观点存在重要分歧。
首先,关于现实主义的出发点。
两人都承认现实是文艺的源泉,都要以马克思主义观察现实,但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不同。
卢卡奇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是人的解放,阶级剥削和异化的现实破坏了人的完整性,革命就是改变现实社会物质结构,恢复人的完整性,使人得到真正解放,因此文艺应高举“人道主义”
旗帜;布莱希特则认为马克思主义首先是阶级斗争学说,文艺首先应考虑为无产阶级解放斗争服务的问题,不能只讲“人道主义”
,“凡是‘捍卫人道主义’的口号还没有补充上‘反对资产阶级所有制’的口号的地方,那里的文学就还没有转向人民”
。
[13]把马克思主义理解为“人本论”
还是“阶级论”
,是形成他们对立的现实主义文艺观的根源。
其次,对现实主义的理解。
卢卡奇认为现实主义应当真实地直接地再现现实生活,酷似生活,使读者很容易从作品中辨认出现实面貌来。
而布莱希特则不同意这种界定,他主张“一部艺术作品,它的现实被驾驭得越容易辨认,便越是现实主义的”
[14],意思是,现实主义不要求以酷似生活为标准,而应“驾驭”
现实,洞察生活本质,使人们更易认识世界的内在关系与发展趋向,因此,“‘现实主义的’就是,揭示出社会的因果关系……要强调发展的因素,要既具体又要让人有抽象概括的可能”
。
[15]
再次,关于现实主义表现的中心是事件还是人物的问题。
卢卡奇认为现实主义应以刻画个性鲜明的人物为中心来达到真实地再现生活的目的,因而只赞扬巴尔扎克和托尔斯泰的作品,而对英国意识流派作家乔伊斯则持批评态度。
布莱希特则从“间离化”
、破除“情感共鸣”
体验出发,主张把事件过程置于艺术表现的中心,人物在他那里只是一种符号,并不一定要有鲜明个性,目的在于展示现实的发展过程与趋势。
因此,他对乔伊斯等现代主义作家评价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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