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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两者的区别，“索绪尔自己的类比是：犹如称为‘象棋’的那套抽象的规则和惯例与真实世界中人们实际所玩的一盘盘象棋游戏这两者之间的不同。
象棋的规则可以说是高于并超越每一局单独的棋赛而存在，然而，象棋规则只是在每一盘中的各棋子之间的相互关系中才取得具体的形式。
语言也是一样，语言的本质超出并支配着言语的每一种表现的本质”
。
[2]从索绪尔的这一语言观来看，就是人们说和听的都只是言语，它之所以能形成交流，就在于它体现了语言的规定性，它是人们都共同认可，也都明了的规约。
索绪尔的这一观念表明，人的“言语”
行为尽管千差万别，但都有共同的内在结构（“语言”
）。
这成为了结构主义文论家寻求文本的内在结构的出发点。
此外，更早对结构主义具有启导作用的还有18世纪意大利学者维柯。
在其《新科学》中维柯试图找出人文现象的普遍公式，构造一种“人的物理学”
。
他认为原始人类认识事物时并非常识所言的野蛮无知，而是“富于诗意”
的。
他在看到了中国的龙图腾的图案和象形文字后，曾惊叹道：“这一点值得惊讶，中国和雅典这两个民族相隔那么久又那么远，竟用同样的诗性方式去思考和表达自己。”
[3]那么，这一诗性方式有何特点呢？他提出了“真实—事实”
（verumfa）原则，即他所看到的世界是他所能理解的世界，事实状况是由他头脑中关于真实的信念来框定的。
维柯这一思路实际上是在寻求早期人类思维的“结构”
，可以说他是结构主义思想的先驱人物。
其次是“深度模式”
的寻求与人的主体性的消释。
一是对“深度模式”
的追求。
在西方的学术思想中，历来有着本质—现象的二元对立的认识。
认为任何事物的存在，它的由来和发展，都得由它的内在本质来说明。
所以，许多有代表性的学术思想，就在于它对于事物的规定性有着特殊的阐释，这种内在性质是在现象底层的，具有深度的东西，并且在阐释它时又是从某一普泛的模式来立论，因此不妨称之为深度模式。
例如，柏拉图思想的轴心是理念，理念的论析就成为其理论的深度模式；黑格尔的哲学以绝对精神的辩证转化作为其深度模式，等等。
在20世纪以来的“语言学转向”
中，深度模式的建构在很大程度上遭到冷落，尤其在逻辑经验主义的派别看来，它是形而上学的虚设。
由此背景看，结构主义是在事物个别因素的考察中，努力建构出统合个别因素的整体的质，再由它来考察、说明个别因素的特征。
因此，结构主义尽管没有统一的深度模式，但它在方法论上是有对深度模式的追求的，在这一点是它同“语言学转向”
后的总体趋势有着异趣；可反过来说，正是由于对深度模式未作统一规定，使其只是为了说明问题而存在，因此，它就又与“语言学转向”
后的深度模式消解趋势相吻合了。
二是当代西方人的主体性面临着消释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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