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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是叙述层。
巴特首先分析了叙事作品中的所谓施惠者和受惠者，他主张用语法分析来作分类工具，而不是从人物个性、性格等心理因素来作甄别模式，如许多作品都写了两种对手间的斗争，这就类似于比赛的结构，双方都想争得裁判给予的发球，裁判只是从比赛规则上而不是从球员心理上来作判定，这种道理也应适用于对人物关系的把握。
他认为，在叙事过程中，在接受者与授予者之间也有“接受”
与“给予”
的相应项目。
从人类传达信息的观点看，叙事体也成为授受的一部分。
一个故事需要有“传述者”
和“听述者”
，但授受之间，最主要的还是使传达成为可能的通讯符号，它一方面表示叙述者存在的信号，另一方面则表示读者存在的信号。
其中读者的信号较难寻找，也较少受重视；研究较多的是叙述者存在的信号。
关于“作者”
与“叙述者”
的关系，巴特列举了当时有关这一问题的不同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叙述者就是作者；第二种认为叙述者是超脱于作品人物，同时又有充分了解他们所思、所感的全知全能的意识，是从上帝的角度来讲故事；第三种认为，叙述者的叙述是处于人物所能观察到的范围，因此，叙述者就应由作品中的人物来轮流担任。
巴特认为这三种说法都欠妥，他强调了“作者”
与“叙述者”
的区别，在作品中说话的人不是在现实中从事写作的人，而写作者的角色也不同于他在实际生活中的角色。
巴特认为，叙述信号所能透露的只是“叙述者”
的存在，与作者无关。
在他看来，叙述者和人物都只有“纸头上的生命”
，一部作品的实际作者在任何方面都不能同这部作品的叙述者混为一谈。
不同于作者本人，叙述者的符号只在作品内部，因而可以进行符号学的分析。
从这一角度来看，严格意义上的叙述只有两个符号体系：人称体系和非人称体系。
在很多叙事作品中，常常会交替使用人称和无人称。
巴特从语言的角度强调了叙事作品自足的特性，从所指的事物的角度来说，在叙事作品中“所发生的事”
是地地道道的子虚乌有，“所发生的”
仅仅是语言，是语言的历险，语言的产生一直不断地受到热烈欢迎。
在巴特看来，叙事作品形式包括两种基本能力，即将其符号沿着故事膨胀开来的能力和将无法预见的扩展纳入这些畸变的能力。
这二者可以体现在不同的层次上，叙事作品的特性就在于将这二者纳入自己的语言之中。
另外，巴特还探讨了叙事作品的语境，认为它是叙事作品赖以完成其表达的全部规定。
现代社会一般会为叙事作品虚构一个合情合理的情境，使它看上去像真的一样。
但这只是结构的次要特征。
这样，叙述层就显现出模棱两可的作用：一方面，与语境相连的叙述层打开了通向外界的大门，但同时，在这一层次又使之前的层次封闭起来，从而封上了叙事作品的大门，使之成为一种语言的言语，这种语言规定和包含着自己的原语言。
巴特的这套叙事理论虽然比较严密周详，但他忽视了叙事的多种多样的结构关系，一个单元也可以有多种不同的功用，他规定的结构主义的叙事原则仍然有很大局限性，难以说明极为丰富的文学现象。
这是因为巴特仍未跳出语言学的方法来探讨叙事作品的结构，他把复杂的文学现象“简化”
成了语言现象，因而也就暴露了其方法论的缺陷。
这一时期，巴特在另一部符号学理论专著《时装系统》中运用结构主义语言学的方法研究了时装系统，将服饰划分为服饰体制和个别服饰，前者相当于语言，而后者则相当于言语。
巴特认为一切符号系统，包括时装系统在内都要以语言为中介，在此基础上他研究了服饰的能指、所指及其意指关系。
他认为，时装系统通过区分衣着、赋予衣饰细部以意义和在服装的某些方面与人世活动之间建立联系的办法，不断创造着意义，而正是意义促成了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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