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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现代解释学美学的主要代表——伽达默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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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着海德格尔开辟的方向前进的美学家中，伽达默尔最为引人注目。
伽达默尔（Harts-Geadamer，1900—2002年），是海德格尔的学生，曾就学于马堡大学和弗莱堡大学，主攻哲学和古典语言学。
1922年获博士学位。
1929年起先后在马堡大学、基尔大学、莱比锡大学任教，1946年至1947年任莱比锡大学校长，1949年先后任法兰克福大学和海德堡大学教授，并曾任美国波士顿学院客座教授。
1940年后，曾先后担任莱比锡、海德堡、雅典和罗马科学院院士，德国哲学总会主席，国际黑格尔协会主席。
1968年退休后仍为海德堡大学名誉教授。
他的代表作是《真理与方法》（1960年），此外还有《哲学解释学》、《科学时代的理性》（1976年）、《对话和辩证法：八篇关于柏拉图的解释学研究论文》、《黑格尔的辩证法：五篇解释学研究论文》等书。
主要美学著作有：《柏拉图与诗人》（19342）、《美学与解释学》（1964年）、《美的现实性》（1977年）、《诗学》（1977年）等。
一现象学和哲学解释学
在伽达默尔建立自己的哲学解释学思想的过程中，胡塞尔与海德格尔曾经起过决定性的作用。
从他所置身的解释学传统来看，伽达默尔所面对的乃是狄尔泰思想所暴露出来的近代解释学的困境，这就是生命哲学的出发点和自然科学的方法论要求之间的冲突。
为此他求助于胡塞尔的现象学和海德格尔的基础存在论思想，从而完成了所谓解释学的“本体论转折”
。
如前所述，狄尔泰把解释学建立在生命哲学的基础之上，并力图将其发展为精神科学的方法论基础。
但他同时又认为精神科学也必须达到自然科学的客观性要求，即要通过个体瞬间的生命体验来把握普遍而必然的历史联系，为此又不得不以普遍的逻辑主体来代替个别的实在主体。
在伽达默尔看来，狄尔泰的错误在于，他屈从于自然科学方法论的要求，从而使自己陷入了认识论的困境。
[35]
这其实也正是近代哲学的一般问题：主体的意识如何能超越其内在性而“切中”
外部世界的对象？因此，解释学要想摆脱自身的困境，就必须首先超越近代的认识论哲学。
对此，伽达默尔很自然地求助于胡塞尔的现象学思想，因为现象学的研究对象——意识的意向性是一个主客体未经分化的领域。
所谓“意向性”
是指意识总是对于某物的意识。
胡塞尔尽管并不认为一切意识都是意向性的，但仍坚持非意向性意识要以意向性意识为基础。
[36]因此意识本来就是外在于自身，先天地与对象联系在一起的。
在意向性的领域之中，意向对象与实在不同，它是由意向活动所“构成”
的，因此当然不存在意识如何“切中”
对象的问题。
伽达默尔就此认为，现象学研究为传统的认识论问题指明了新的方向[37]，因而也必然有助于解释学摆脱自身的困境。
不过胡塞尔的意向性理论以对于外在世界的一切存在设定的悬置为前提，这就留下了先验自我如何“构成”
实在世界的问题。
后期的胡塞尔为了保持逻辑的一致性而被迫走向超验现象学，在哲学上采取了先验唯心论的立场。
而从解释学的角度看来，胡塞尔的现象学所揭示的只是此在的本质或“爱多斯”
（eidos），“但人类此在是一次性的、有限的和历史性的，它实际上不愿被看作是一个爱多斯的事例，而想作为最真实的事物而得到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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