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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语言学仅仅研究‘语言’本身，研究语言普遍特有的逻辑；这里的语言，仅仅为对话交际提供了可能性。
而对于对话关系本身，语言学却向来是抛开不问的。
这种对话关系存在于话语领域之中，因为话语就其本质来说便具有对话的性质。
所以，应该由超出语言学而另有自己独立对象和任务的超语言学，来研究对话关系。”
[11]对话涉及问—答、肯定—否定、赞成—反对、命令—执行，这是普通语言学没有也不可能触及的。
在巴赫金的视域里，问答等一系列关系既不存在于语言体系中，也不存在于个体表述的内部，而是存在于不同的语言表述单位之间。
于是，巴赫金提出了同时超越普通语言学和语用学的“超语言学”
。
所谓超语言学，“研究的是活的的语言中超出语言学范围的那些方面（说它超出了语言学范围，是完全恰当的），而这种研究尚未形成特定的独立学科……无论语言学还是超语言学，研究的都是同一个具体的、非常复杂而又多方面的现象——语言，它们两者应相互补充，却不该混同起来。”
[12]显而易见，巴赫金这种着重研究人际对话关系的“超语言学”
是巴赫金对语言学理论的独特贡献。
其次，巴赫金揭示了话语表述的对话性。
巴赫金认为，个人的语言经验是在与他人的语言交际过程中形成和发展的，个人意识首先在周围的他人话语世界中产生，这时个人的思想观念与他人话语结合在一起不可分割，然后再分离出来形成自己的语言经验。
这一过程表明，任何个人意识总是与他人话语联系在一起，用以表达个人意识的话语由此也必然与他人话语相关，个人话语经验的形成过程就是理解和掌握他人话语的过程。
这就是话语表述的对话性。
巴赫金概括出话语表述的对话性的两种基本表现：一为语言交际是多种思想相互交流的过程，这些思想彼此熟悉，相互反映；二为每一种个人的话语表述都因为具有语言交际的共同特点而与其他表述相联系，它总是言语交际领域中其他表述的应答性反映。
这种对话性具体表现在说话人的遣词造句上，就是他总要从两个角度进行考虑：“一方面，这些词语应能表现他的理解，他同时希望别人也这样理解；另一方面，又要考虑到别人可能怎样理解这些词语。
在这里，他人的语气不过初露端倪，却已经在他的言语中引起了种种解释或停顿。”
[13]
巴赫金把语言体裁总体上分为独白和对话两种，并阐述了二者的区别。
他指出，在独白式话语中，作者的“我”
是以可以包容一切的代词出现的，就像裁缝有权任意裁剪布料一样，作家可以随心所欲支配作品的思想和语言，作品的思想和语言是作者的思想和语言的外化，作者话语的单一性消解了其他话语的丰富多样的他性（otherness），作者思想的权威掩盖了其他思想的产生。
而在对话式语言中，作者的“我”
只是参与作品对话的普通一员，对话借助狂欢化引入充满活力、丰富多彩的方言，克服了书面文学语言的保守封闭因素，将“客体化”
的单一的社会—典型话语和多样的边缘—方言话语有机地融为一体，为多种思想的共生提供了有效保证。
这种区分，构成了他区分独白小说与复调小说，进而阐述复调小说“多声部”
特征的理论根据。
再次，巴赫金将对话扩展为一切文本所具有的特性，扩展到整个人文学科领域。
巴赫金运用符号学观点分析语言文本，认为文本的意义分为两部分：一是可复制的符号意义，语言符号隶属潜在的语言体系，它的使用规则和由此产生的意义由约定俗成的语言体系决定，因此语言的符号意义在使用者之间达成共识，能够重复传达；二是不可复制的语义，文本经由作者创作供读者阅读，作者、读者和文本都存在于具体的自然环境、社会历史之中，带有个人生活世界的特定色彩，因而文本在具体语境中的意义独一无二，不可重复。
不可复制的语义才是文本之间相互区别、彰显特性的根本要素，它只有处在由其他各种文本组成的链条中，并与其他文本构成对话关系时，才能被揭示。
这样，对话关系不仅是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复调小说这种具有固定特征的文本才有的性质，它是一切作为表述的文本都可能进入的关系。
因为，一切可以在表述中实现的含义都可能相互联系。
巴赫金重点论述了人文学科“理解”
的对话性。
他指出人文学科的对象包括了研究者和研究对象两个方面，强调这两者的同时共存和相互作用。
他认为，以理解为纽带联结起来的两个主体，不仅在意识上相关联，而且在主体存在于其中的世界相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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