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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对大多数人的蔑视，是对普通人及其生活缺乏兴趣的标志。
威廉斯进而一针见血地指出，上层知识分子之攻击通俗文化，永远是企图重新肯定自己在原有文化秩序中权威地位的政治行为。
通俗文化和新技术的发展带来了文化趣味、文化价值观的变化，构成了对上层知识分子和其他少数文化主宰者已享有特权的威胁。
面对这一挑战，“他们要捍卫的除了过去以外，再没有其他任何东西。
但是，一个不同的未来将标志着他们特权的最后丧失”
。
[5]作为现代媒体的捍卫者，威廉斯坚决反对技术决定主义，认为它实际上是一种文化悲观主义，以为现代传播媒体的发展会导致西方文明的衰落。
技术决定主义者在貌似科学的“因果论”
支配下，认定现代媒体的普及化将给西方社会造成灾难性的负面影响，从而摧毁整个西方文明。
威廉斯认为，这种观点不仅反映了他们保守的意识形态立场，而且也再次确证了其保守的文化观；它坚持“文化”
只可能存在于符合少数人趣味的“伟大传统”
中，而非对他们来说既陌生又可怕的通俗文化和现代传媒中。
在威廉斯看来，如果知识分子仅仅关注他们所谓的“高雅文化”
，就会逐渐产生一种危险的幻觉，以为仅仅通过书本阅读就能了解自己的文化，否认其他文化形式的智慧和创造功能。
实际上，我们“在电视中所见，在无线电中所听到的，绝大部分是有才能的作品”
。
[6]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媒体的普及将“摧毁”
西方文明，而在于我们如何运用技术的发展为社会创造积极的变化。
现代传播史证明，人类对媒体的使用至少有四种选择：（1）父权主义，即国家以民族利益为借口操纵媒体；（2）权威主义，即媒体被用作社会控制的工具；（3）商业主义，即媒体以积累财富为主要目的；（4）民主模式，其中人民介入和双向对话成为最重要的特征。
威廉斯认为，如果我们以第四种方式使用媒体，那么，一个富有创造性的、更民主的、更富有朝气的社会主义的“共同文化”
将会最终形成。
霍尔等伯明翰学派成员对通俗文化的关注则主要集中在对英国亚文化、特别是青少年文化及其历史演变的研究上。
他们注意到，关于青少年这一群体的社会话语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几番更迭。
50年代初，青少年被视为是社会变革的先锋，预示着一个“无阶级”
的消费社会的到来。
但很快，这种对青少年群体的乐观主义态度就被蔓延英国社会的道德焦虑所替代。
青少年转瞬间被视为是犯罪、校园暴力、帮派斗争、足球流氓的代名词。
60年代中期，工人阶级青少年社群又被看成是孕育市民暴乱的温床，而中产阶级青少年对社会现存秩序的不满则被诠释为危及社会和道德的定时炸弹。
所有这一切，都标志着青少年这一社会群体已被英国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界定为具有破坏力的少数。
对社会、文化现象的观察和评估总是与批评者主体的前设立场密切相关。
不同于主流意识形态，伯明翰学派成员对青少年次文化的研究突显其“拒绝”
、“反抗”
的特色，不仅使工人阶级青少年次文化同“暴力”
、“流氓”
脱钩，而且在政治层面上赋予其革命性的意义（尽管这种“革命性”
常常进入死胡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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