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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礼仪的反抗：战后英国青少年次文化》一书中，霍尔等人引入马克思的阶级观和葛兰西的“霸权”
论对英国工人阶级青少年次文化作了深入的分析。
从阶级角度而言，战后“福利国家”
的实现和工人阶级生活水平的相对提高似乎掩盖了青少年次文化的阶级性，使其更容易与“代际冲突”
、“代际意识”
相混淆。
在某些社会学家看来，阶级观念在分析青少年次文化时的重要意义已经消蚀，取而代之的应该是年龄和代际意识的观念。
针对这种看法，伯明翰学派成员强调阶级观念不仅在批判当代资本主义福利国家时适用，而且也是正确分析青少年次文化的利器之一。
次文化首先不是一个文化问题，而是一个阶级问题。
基于这种认识，伯明翰学派总是在“青少年次文化”
前冠以“工人阶级”
、“中产阶级”
的定语，而他们全力关注的当然是英国工人阶级的青少年次文化。
受葛兰西“霸权”
观念的启发，伯明翰学派坚持将文化看成是多重矛盾成分的组合，文化始终是复数的，在某一特定的社会中，文化之间的冲突代表着意识形态的冲突。
对次文化的分析，只有摆在与统治文化的关系中才能认识其意义。
一如葛兰西所指出的，占支配地位的统治文化总是意图将自己视为唯一的存在，可以涵盖社会中形形色色的其他文化，并以普适的傲慢消融其他异质的文化现象。
但是，与统治文化相对的各种次文化往往并不甘心臣服于统治文化，而是试图与其争斗、修改、协谈、拒绝，乃至推翻统治文化的霸权。
从这种意义上说，阶级之间对物质和社会生活的斗争实际上也可视为是对文化权利分配的激战。
具体到青少年次文化，伯明翰学派一直将其放在父辈文化和统治文化的情境中加以考察，从中发掘工人阶级青少年次文化的积极意义。
就其与父辈文化的关系而言，伯明翰学派并不否认青少年次文化的“代际差别”
。
年龄与代际之间的差异确实会带来文化的某种冲突，但这并不能说明阶级概念的不适用。
“朋克文化”
（punks）的出现既标明代际的差别，同时更突显阶级意识的作用，它是在两种互相矛盾的需要之间妥协和平衡的结果：一方面，工人阶级青少年需要区别于父辈文化的符号以表达自决的意识；但另一方面，他们又迫切需要维系其与父辈文化的关系。
就青少年次文化与统治文化的关系而言，正是在次要—主要、被统治—统治的互相对立中，霸权及挑战霸权才凸现青少年次文化的反抗意义。
如果说霸权文化无时无刻不在吞噬其他形式的文化，将其遏制或规范在霸权阴影的控制之下，那么，工人阶级青少年次文化则以拒绝的姿态出现，与“霸权”
文化进行“协谈”
，并进而赢得自己的空间和领域。
以此眼光看工人阶级青少年次文化，保守主义的焦虑和资产阶级自由派的代际意识论就让位给积极的肯定和热情的欢悦，青少年次文化在左翼理论的版图中终于被赋予耀眼的亮色。
当然，伯明翰学派对工人阶级青少年次文化的欢悦，并不足以掩盖他们对次文化的终极无奈：青少年次文化的反抗和拒绝仅仅停留在象征的水平，并不会对统治结构构成实质性的威胁，其结局不是自生自灭就是被霸权文化消融或吸纳。
毕竟，社会阶级结构中的根本矛盾并不能从次文化中找到解决的答案，次文化也永远不会成为贯穿工人阶级青少年一生的“革命性职业”
。
[7]
在伯明翰学派另一员主将迪克·海布迪吉（DickHebdige）的笔下，保守主义赋予青少年群体的“无目的性”
、“反社会性”
的负面标签亦转化为富有表现力的挑战霸权的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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