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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非是御用的历史学家，有意歪曲历史的历史学家是极少的，但这并不能保证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评价都是客观的、公正的。
在我看来，对同一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价值评价出现多样化甚至矛盾性，其中有不同主体的学术水平问题，但更多的是学术水平背后的利益问题。
价值评价的主体总是自觉不自觉地代表着某种利益。
“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
[18]“这种利益是如此强大有力，以至顺利地征服了马拉的笔、恐怖党的断头台、拿破仑的剑，以及教会的十字架和波旁王朝的纯血统。”
[19]在历史研究以至整个社会科学研究中，现实的利益关系以及政治立场，犹如一只“看不见的手”
牵引着研究的方向，从而使不同的主体对同一个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形成了不同的评价。
例如，对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毛泽东的评价显然不同于其他人的评价。
在毛泽东看来，“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
唐宗宋祖，稍逊**。
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
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这是以词的形式评价历史人物。
实际上，只叙述而不解释的历史学是不存在的，只摆事实而不讲道理的“历史学”
不是历史学，而是史料学，可问题在于，纯粹史料的编排也必然渗透着史料编排者的价值观。
抛弃价值判断去追求历史的真相，去理解和解释历史事件、历史人物，这是不可能的。
历史研究不可能排除价值观，而特定的价值观是传统文化、政治立场、阶级状况、现实利益长期浸润和濡染的结果。
历史学家如何评价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形式上是自主的，实际上是被他的价值观、历史观和政治立场决定的。
有的学者站在特定的政治立场上，仅仅依据曾国藩的道德文章而片面夸大甚至无限放大他在历史中的实际作用，并做出了不恰当的评价。
问题在于，历史人物的实际作用是客观的，而对历史人物实际作用的评价并不是都能同客观历史相吻合。
这种背离实际上就是价值评价的失衡或混乱。
在我看来，曾国藩可能是清王朝的中兴名臣，但他绝不是中华民族救亡的中兴名臣。
对同一个客体，不同的主体会有不同的价值评价，但这并不是说，所有的价值评价都是合理的。
要使价值评价具有合理性，一要正确认识主体的实际需要，二要正确认识客体的实际状况，三要正确认识和把握主体实际需要与客体实际状况的关系。
合理的、真正具有价值并富有教育意义的价值评价，必须尊重事实，以事实为基础。
任何建立在歪曲事实甚至伪造事实基础上的价值评价，实际上是没有价值的价值评价。
在这种价值评价中，历史事实变成了漂浮不定的泡沫。
在我看来，历史研究应该追求事实与价值的统一。
事实必须求真，理解必须求理，在此基础上，使价值评价趋向合理，使价值评价真正具有价值。
价值观是人们在实际需要的驱动下，在自我意识的引导下，在实践活动的基础上形成的。
每一个时代的价值观都是当时的物质生活方式、政治法律制度、观念文化传统等因素濡染、熏陶和塑造的结果。
任何一个社会都是一方面通过法律、舆论和教育，有目的、有计划地把主导价值观或核心价值观灌输给每个社会成员；另一方面通过文化传统，将主导价值观或核心价值观在潜移默化中传递给每个社会成员，从而促使他们形成共同的价值观。
个人接受社会主导价值观或核心价值观的过程，实际上就是通过自己的实践活动和人生经验对之加以选择和内化的过程。
没有这种体会、理解、选择、接受、认同和内化，社会所提供的主导价值观或核心价值观就只能成为外在的规范，而不能成为人们自觉的价值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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