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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的史学
史学在汉朝，亦颇发达。
前代的历史材料，都是零零碎碎的。
汉武帝时，司马迁才把他采集起来，做成功一部《史记》。
后汉时班固又用其体例，专述前汉一朝的事情，谓之《汉书》，后世所谓正史，都是沿用这一种体例的。
《史记》体例多沿袭而非新创
《史记》为正史中第一部，后来的史书，都系沿袭他的体例。
盖当太史公时，前代所留诒的史材，除述制度的典礼以外，其述人事的，可分为（一）《春秋》，（二）《系世》，（三）《语》，三者。
《史记》的年表、世表，系据《春秋》《系世》制成；本纪、世家，有兼据《春秋》及《系世》的，亦有更益之以《语》的；而列传则大致系根据于《语》。
知此，则知后世之正史，以人为纲，以致将事实寸寸割裂，要看一件大事，必须兼阅本纪及许多篇传，殊觉不便，其咎实不在于史公。
因为史公所据的材料，是各有来源，本不相干的。
照古人“信以传信，疑以传疑”
的例子，异来源的材料，本不以之互相订补，并不使之错居一简。
譬如《齐世家》和《管晏列传》，《鲁世家》和《孔子世家》，便是各有来源，不能搀杂的。
《史记》的多复重、矛盾，即由于此。
而《史记》的列传，所以忽详忽略，或分或合，莫名其妙的，亦由于此。
譬如管仲、乐毅，是何等大人物？然而《管晏列传》中，所详叙的，只有管仲和鲍叔的关系，述其相桓公霸诸侯的事反甚略。
乐毅亦然，于其外交及军事，并没有详叙，而只备载其和燕惠王往返的书函。
老子为什么要和韩非同传？《孟子荀卿列传》中，为什么要兼载这许多人？而又语焉不详？后世史学家、文学家想出许多说法来，总不能使人满意。
如其不用私知穿凿，而但就古书义例求之，则可以一语斩尽葛藤，曰：其所据的材料，本来如是而已。
普通列传，传者以人为主，则史公亦以人为主而传之。
类传的传者，以事为主，则史公亦以事为主而传之。
这种体例，如其说是好的，史公不应尽冒其功；如其说是坏的，史公不能尽尸其咎，正和后来的史家，袭用《史记》的体例，只负模仿的责任，不负创作的责任一样。
（《古史家传记文选》上册，导言第11—12页）
汉代的文学
文学的发达，韵文较散文为早，春秋战国是散文发达的时代，至西汉而达于极点。
东汉以后，句调求其整齐，字面求其美丽，渐渐的开出骈文的风气了。
诗在古代，都是可以合乐的，五经中的《诗经》，就是如此。
《诗经》大体是四言，汉时变为五言，渐渐的不能合乐了。
汉武帝曾采集各地方的民歌，立了一个机关，谓之“乐府”
，叫精于音律的人，替他定了谱，会做文章的人，按谱填词，诗中就又开出乐府一体。
韵文、散文与骈文
文学的发达，韵文是先于散文的。
韵文之先于散文，乃因其时文字寡少，亦且文具缺乏，书写艰难，所以把要记的话，作成简短的句子，更加之以协韵，以便讽诵而广流传。
然虽如此，这种精简的句子，到底不与口语相合，不与口语相合，即不能达意而无遗憾，所以到文字增多，足以代表口中的每一个音，因而能代表口中的每一句话，而文具亦较完备，书写觉得便利时，我们便照着口中的言语写下来了。
这便是散文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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