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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北方的汉族老百姓来说，虽然统治者换成了异族，但统治的架构还是熟悉的模样，多少能减轻些抵触情绪。
然而北魏前期对汉族政治制度的吸收还不深入。
比如他们保留少数民族的劫掠色彩，不给官吏工资，客观上逼得当官的人去贪污腐败。
另外，鲜卑贵族和汉族官吏之间存在深刻的矛盾，汉族的制度受到了鲜卑保守势力的阻挠和破坏。
直到孝文帝拓跋宏时期，这个矛盾才得到根本解决。
他施行俸禄制，官吏在俸禄之外受贿就处以死刑。
更重要的是，拓跋宏雷厉风行地推行彻底的汉化改革，大力镇压保守的鲜卑贵族，解决了落后民族和先进制度之间的矛盾。
拓跋宏之后的北魏王朝，起码从外表上已经和汉族人的政权没有大的区别了。
孝文帝死后，北魏进入内乱时期。
此后贪污腐化之风日盛，贵族豪强求官的人太多，吏部不敢得罪，选拔官吏只好按照求官之人的年龄和资历为标准，顺序补官，而不顾候选人的能力、品德等。
北魏官吏人数大增，朝廷不堪重负，只好削减百官俸禄，这就在客观上推动了贪污之风。
北魏晚期，朝廷干脆卖官鬻爵，考核提拔也以贿赂的多少为准。
不仅是州郡长官，就连县里的小吏也要出钱购买。
这就使得只有贪污的人才能平步青云，逼得官吏们去搜刮民脂民膏、贪赃枉法。
百姓自然不堪剥削压榨，人心浮动。
偏安的南朝一直是“华夏正朔”
，继承了秦汉至魏晋的政治遗风。
它们面临的问题，不是创建制度，也不是汉化改革，而是如何在混乱中巩固政权。
具体来说，就是如何在中央实力衰落的情况下，压制住强大的地方藩镇，即如何妥善处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就成了南朝官制考虑的重要问题。
鉴于时局困难、战争频仍，南朝不可能采取“强干弱枝”
的手段，客观上必须保证地方有相当的军事和财政实力来保卫中央。
所以从刘宋王朝开始，朝廷一般任用宗室近亲镇守地方。
尤其是荆州、江州等强藩的历任刺史，几乎都是皇帝的兄弟子侄。
问题是，亲兄弟也靠不住啊！
刘宋、南齐两代内乱不断，哪一次少了担任地方藩镇的宗室亲王的影子？萧道成灭亡刘宋，告诫子孙：若不是刘家骨肉相残，天下哪会落入我们萧家之手。
同样的话，萧衍灭亡南齐后，又和子孙重复了一遍。
梁武帝萧衍鉴于前两代皇室骨肉相残的教训，为政宽纵。
他大力推行佛法，同时宽待宗室王公，希望以此来消弭内部矛盾，解决中央和地方的问题。
结果却导致中央权威丧尽，有实力的宗室亲王蠢蠢欲动。
等到侯景之乱时，皇室的内部矛盾、中央和地方的矛盾及南北方之间的矛盾搅和在一起，将江南富庶之地摧残得白骨累累。
二
南北朝中央官制的最大特点是尚书、中书、门下三省制逐步确立，代替原来的三公九卿制。
三公九卿变得徒有虚名，基本变成闲散职位。
东汉以来，丞相之名变动了多次，或称丞相，或称司徒。
南朝继承了丞相多变的名称，且废置不一，没有定员。
中枢政务的实权从东汉开始就已默默转移到各个尚书手中，经过三国、魏晋，这个趋势到南北朝的时候已成为定式。
尚书省掌握了中枢实权，真正总揽朝政大权的丞相必须加有录尚书事的头衔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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