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悬于权衡，则厘发识矣。
权衡钧石都是“无物之物”
，但这种无知的物观标准，辩别轻重的能力，比有知的人还高千百倍。
所以说：
有权衡者，不可欺以轻重；有尺寸者，不可差以长短；有法度者，不可巧以诈伪。
这是主张“法治”
的一种理由。
孟子说过：
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
诗云：“不愆不忘，率由旧章。”
遵先王之法而过者，未之有也。
圣人既竭目力焉，继之以规矩准绳，以为方员平直，不可胜用也。
既竭耳力焉，继之以六律，〔以〕正五音，不可胜用也。
既竭心思焉，继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
孟子又说：
“规矩，方员之至也；圣人，人伦之至也。”
（皆见《离娄篇》）
孟子所说的“法”
，还只是一种标准模范，还只是“先王之法”
。
当时的思想界，受了墨家“法”
的观念的影响，都承认治国不可不用一种“标准法”
。
儒家的孟子主张用“先王之法”
，荀子主张用“圣王为师”
，这都是“法”
字模范的本义。
慎子的“法治主义”
，便比儒家进一层了。
慎子所说的“法”
，不是先王的旧法，乃是“诛赏予夺”
的标准法。
慎子最明“法”
的功用，故上文首先指出“法”
的客观性。
这种客观的标准，如钧石权衡，因为是“无知之物”
，故最正确，最公道，最可靠。
不但如此，人治的赏罚，无论如何精明公正，总不能使人无德无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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