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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不是，不说他的金银珠宝大洋美钞，也不说他在太原城里的不动产，单是他那老家河边镇那栋大宅院，就足能证明他富有到什么程度？
这批阎锡山最信任的人中不少人去过河边村阎府，也享受过主贵仆荣的滋味。
而如今的“菁山草庐”
，和整天待在草庐里伏案写文章的白发老长官，却让他们一个个看到了自己暗淡无光的前程。
微薄而且还难以保证的收入与山中的清苦寂寞，更让他们度日如年。
绝大多数部属最终选择了悄然离开，40名侍从最终逃得只剩下张日明等8个人，连他最为倚重的原馥庭，甚至也打算离他而去。
树倒猢狲散，原馥庭等侍从们再怎么忠诚，也耐不住长时间孤寂和现实的折腾，慢慢地，侍从们就开始和老先生不辞而别了。
上菁山不到3年，上山时的40人，剩下还不到10个。
连当初从太原死人堆里爬出来，辗转数千里重新回到阎锡山身边的王延华，也终于有一天离开了他。
那时原馥庭确实也萌生了去意，可是无论如何，他也做不到不辞而别。
因为原馥庭知道阎锡山老先生最离不开的就是他。
写作是阎锡山唯一的精神依靠，他连看报纸都早就用放大镜了，他要走了，阎锡山就没法写下去。
可看到阎锡山身边的人今天跑一个，明天走一双，他也开始悄悄问自己，他已经那么老了，我还该不该继续在山上耗下去？在大陆时不存在这个问题，跟着阎锡山就是最好、最有保障的前途，可到了台湾，就不同了呀！
原馥庭回忆说：“我们……哎，说白了吧，彼此之间已经变成了一种雇佣关系，虽然这样说太商业化，太缺乏情义，但事实上谁都知道已经变成了那样一个现状。
彼此虽然没有合同约束，可老先生真的到了那一天，我们可是连饭碗也打破了呀。
我一个人倒好办，那时候我也有了老婆儿女，不考虑这些现实问题，也是不行的嘛。
正好那时候我台北有一个朋友，问我能不能到台北来，他介绍我到一个机关里做事去？我想了几天，最后还是鼓足勇气去对老先生说了。
老先生半天没有讲话，脑袋搭着也不看我。
我心里既难过，又委屈，又感慨人生无常。
过了很久，老先生双手捂膝，身子往前一倾，用一种很苍老的声音缓缓说：‘他们谁都可以走，你——不要离开我。
’”
原馥庭感到鼻梁发酸，就这么一句话，彻底打消了他离开的念头。
原馥庭还以一个长期为阎锡山工作的学者的角度，对他的“雇主”
进行了一番概括。
他说：“阎先生一辈子坚持记日记和读书，以立德、立功、立言来鼓励自己，戒声色犬马，潜心研究学问，严格行为操守，在对‘中’的哲学、社会建设、物劳分配都有创造性的建树，特别是他自己撰写的《阎府家训》，系统地阐述了做人、做事之理，不管对任何党派的人，都很有教育启迪意义。
阎先生生逢乱世，但难能可贵的是，他是一个很有思想的军阀，这也是他能够长期占据山西的一个重要原因。
根据时局的变化适时地改变自己的战略，是他一贯的准则。
在抗战中有两句话可以代表阎先生的思想，‘夏天穿衬衫，冬天穿棉袄，需要什么就来什么’、‘一等的事情要一等的人来做，一等的事情不做一等的人就会走，现在抗战是一等的事情’，老先生思想之超远深邃，由此可见一斑。”
对于阎锡山其人的历史功过，国、共两党按照通常的做法，自然有截然相反的评价。
但奇怪的是，即便是在国民党内部，对阎锡山的评价也是大相径庭。
这从一个侧面，也可反映出阎锡山历史的复杂性。
在大陆方面，新中国成立之后，见诸文字的阎锡山大体是：“反共反人民的罪大恶极的战犯”
，讲到他的活动，必冠以“反动”
，论及他的作为，也必称作“罪恶”
。
这是一种难免的历史现象。
改革开放以后，思想领域清除极“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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