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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视精神分析过程中发生的变化，我们就会发现，这些恰恰改变了引发根源性冲突的条件。
在神经症病情发展的过程中，患者精神更加紧张，而在治疗中情况则相反。
患者在无助、恐惧、敌对、孤立时，出于与这个世界打交道的必要性而生的心态越来越没有意义，因而可以逐渐抛弃。
毕竟，如果一个人有能力与别人平起平坐，那么他又何必为了自己痛恨的人、践踏自己的人而磨灭或牺牲自我呢？如果一个人有安全感，能与人共同生活、奋斗，而不必始终担心被埋没，那他又何必对权力与尊重欲壑难填？如果一个人有能力去爱、不害怕斗争，那他又何必焦虑不安地避免与人有任何牵连？
进行这项工作需要时间。
患者的内心矛盾越是错综复杂、阻力重重，治疗所需的时间就越多。
可以理解，人们渴望能有一种简便快捷的精神分析疗法。
我们应该乐于看到更多的人从精神分析中获益，我们也明白有所帮助总胜于无。
确实，神经症病情严重性差异很大，轻度的神经症所需治疗时间可以相对较短。
一些快速精神治疗实验前景喜人，但不幸的是很多还是建立在一厢情愿的基础上，且治疗者对神经症中影响重大的诸多力量缺乏了解。
在神经症病情严重的情况下，我相信要想缩短精神分析疗程，只能靠我们更好地理解神经症性人格结构，从而减少摸索病情并加以解读时浪费的时间。
幸运的是，精神分析并不是解决内心冲突的唯一方法。
生活本身就是一位很好的治疗师。
任何经历，都可能足以教会患者改造人格。
可能是某个真正的伟人催人上进；可能是一个司空见惯的悲剧让神经症患者不得不与人建立紧密联系，打破了他自我中心的孤立状态；可能是一些意气相投的人，看起来不再有多少必要去逃避或者操纵他们。
在其他病例里，神经症行为导致的结果可能非常严重，或非常频繁，神经症患者对此印象深刻，所以他也不再那么害怕或刻板了。
然而，生活带来的治疗并不在人的掌控之下。
艰难困苦、朋友情谊、宗教体验都无法事先安排，以满足特定个人的需要。
生活这个治疗师冷酷无情，对这个神经症患者有益的环境，可能会让另一个患者完全崩溃。
而且，如我们所见，患者对神经症行为所致结果的认知能力以及从中吸取经验教训的能力十分有限。
我们不妨这么说：如果患者已经掌握了这种从经验中学习的能力，换言之，如果他能审视所处困境中自己的责任，能理解它，并用这种见地指引自己的生活，那我们就可以放心地终止精神分析了。
如此一来，这会包含一系列目的。
患者必须掌握对自己负责的能力，包括感受自己生活中积极、负责的力量，能够自主决策，自负后果。
与此同时也要承担对他人的责任，时刻准备着承认自身信仰的价值观中相应的责任，不论这关乎自己的孩子、父母、朋友、员工、同事、社区，还是国家。
与之紧密相关的目标则是实现内心独立——既远非单纯蔑视他人的意见和信仰，也远非全盘加以接受。
这主要意味着让患者能建立自身的价值观体系，并将其运用到现实生活中。
对他人而言，这还意味着尊重他们的个性与权利，并以此作为真正互利的基础。
这与真正的民主理想不谋而合。
我们可以从这几个方面来定义这些目标：感受自发、有意识而且有活力，不论是爱是恨，是幸福是悲伤，是恐惧是渴望。
这包括表达的能力以及自控的能力。
因其作用关键，这里我们要特别指出爱和交友的能力。
爱既不是寄生性的依赖，也不是施虐性的支配，而是如麦克默雷[19]所说：“一种关系……除了自身以外没有别的目的；我们通过这种关系联系在一起，因为人自然会分享经验，理解彼此，在共同生活、表现真我中寻求快乐与满足。”
治疗目标中最具综合性的便是努力实现内心一致：毫无伪饰，情感真挚，能全身心地去感受、工作、信仰。
这一点唯有解决冲突后才能实现。
这些目标并不武断，能够成为治疗的目标也绝非仅仅因为它们与历代智者追寻的理想不谋而合。
但这种一致并非偶然，因为这些因素是精神健康的基础。
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些目标，因为逻辑上它们与已知的神经症致病因素一脉相承。
我们敢于提出这么高的目标，基础在于我们相信人格可以改变。
不只是孩子可塑性强，我们每个人都有改变的能力，甚至可以做出根本性改变，只要我们还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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