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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是贝尔实验室在这个问题上完全打错了算盘，人们也不会认识到它的这项成就的重要性，电话公司以外的所有现代电子公司实际上都是以晶体管为基础的。
相反，有些已经彻底改变电话系统的技术（如数字交换机或玻璃纤维电缆）也并不是来源于贝尔实验室的成果。
它们采用的技术与电话技术有着天壤之别。
在过去三五十年里，这种事情屡见不鲜，而且在每一个行业都有发生。
与19世纪的技术不同，现在的技术不再是独立的，而是彼此相互联系，形成了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
某种业内人士几乎没有听说过的技术（如医药行业的人从没有听说过遗传学，更不用说医疗电子学了）却给这个行业及其技术带来了根本性的变革。
通常，这种外来的技术会迫使整个行业不断学习、获取、适应和更新观念，更不用说掌握本行业的技术知识了。
最终用户是一成不变的。
这个假设对在19世纪及20世纪初崛起的行业和公司来说发挥了同样重要的作用。
对某种最终用途来说，例如将啤酒放入容器中，各种各样的容器供应商展开了激烈的竞争，但直到不久前，玻璃容器行业才一统天下，而玻璃瓶几乎就是啤酒的唯一容器。
不仅企业、各行业以及消费者都已经接受了这个显而易见的假设，而且政府也对此表示认可。
美国的企业法就是以这样的假设为基础建立的，每一个行业都有一种独特的技术与之相对应，每一个行业的最终用途都有一种特定且独特的产品或服务，这些假设也是制定反托拉斯法的基础。
到目前为止，反托拉斯法仍旧关注玻璃瓶对啤酒容器市场的垄断，但几乎没有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即越来越多的啤酒是放在易拉罐里，而不是放在玻璃瓶里的（或者，反之亦然，反托拉斯法只关注金属啤酒容器的集中供应问题，丝毫没有注意到存放啤酒的容器不仅仅仍旧是玻璃瓶，而且越来越多地使用塑料瓶）。
但是，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起，最终用途不再只与某一种产品或服务一一对应。
塑料产品理所当然地成了第一个打破常规的。
然而，如今我们清楚地认识到，这不只是一种材料要挤进另一种材料的“势力范围”
，我们逐渐可以采用各种不同的方法来满足同一种需求，社会只有独一无二的需求，而没有独一无二的满足需求的方式。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新闻媒体基本上都被报纸所垄断，而报纸这项在18世纪的发明，在20世纪初期得到了迅猛发展。
现在，新闻报道的方式日益多样化，而且相互之间存在激烈的竞争，这些方式不外乎：仍旧采用印刷方式发行的报纸、越来越多地采用互联网提供在线版本的报纸、广播、电视、只采用电子技术手段提供分类新闻的新闻机构（越来越多地提供经济和商业新闻），等等。
此外，信息已经成为最新的“基础资源”
，与所有其他商品有着天壤之别，它不符合资源稀缺性定理，与之相反，它符合资源充裕性定理。
例如，如果我卖了一本书，那么我就不再拥有这本书；如果我将信息透露出去，那么我仍旧拥有信息这一资源。
实际上，拥有信息的人越多，信息体现的价值就越大。
虽然我们清楚地认识到，信息将迫使我们从根本上修改基本经济理论，其在经济学上的意义却远远超出了本书的研究范围。
但对管理学而言，它的意义却远不止于此。
我们不得不逐渐修改基本假设，信息不是任何行业或任何企业的附属品。
信息的最终用途也并非单一的，任何最终用途也不能要求某种特定的信息与之相对应，或者依赖于某一种特定的信息。
由此可见，管理学界现在必须从这样的假设入手，即没有一种技术是任何行业的附属品；反之，在任何行业中所有技术都能够实际上也很有可能发挥重大作用，并对这些行业产生深刻影响。
同样，管理学界也必须以这样的假设为出发点：任何产品或服务的最终用途都不是一成不变的，任何最终用途都不是任何产品或服务所特有的。
这个假设也表明，无论是在企业、大学中还是在医院中，非客户（noner，即潜在客户）或没有成为客户的人群尽管没有客户那么重要，但他们越来越体现出与客户一样的重要性。
规模最大的企业（政府垄断企业除外）的非客户数量甚至超过了它的实际客户数量。
企业的市场占有率很少能够超过30％，也就是说大多数企业的非客户数量至少占潜在市场的70％。
但与之不相匹配的是，对非客户有一星半点了解的企业非常少，知道他们存在的企业就更少了，更不用说了解他们是谁了，知道他们为什么没有成为客户的企业更是少之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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