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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外国原始文学中，常有一个巫师的角色，在那里念念有词地代作家宣喻道理。
我们中国古老的民间文学中，这个角色就被说书人代替。
这位说书人游离于作品故事以外，但却可以随意进入行文之中，讲作家需要直接讲出来的话。
中国的章回小说的写作，到了明末清初，已达成熟的顶峰，完全由口头的讲述形式，过渡到文字表述上来。
这种时不时跳出来，揪着读者耳朵直接灌输的说书人，变得多余了，只剩下“花开两朵，各表一枝”
，“要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这些技术性用语。
而西方小说里的这个说书人，基本是隐而不显的，这是中国传统小说与西方小说的不同处。
于是，曹雪芹要抒发他的这番尊重人性自由发展的宗旨，只好借助于他的人物。
而若是贾府任何一个人物讲出这番话，都会联想到人物自身的特定色彩而影响其初衷。
总不能由贾宝玉自己来讲，选来选去，也就这位与贾府关系不即不离的兴隆街大爷，比较合适。
这和作者借助那位秦可卿托梦给王熙凤，说什么“盛筵必散”
的正经得无可再正经的话一样，都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事。
试想一个青春风流、袅娜多姿的女人，还是宝玉梦中的那位性教育大师警幻仙子的妹妹，还是使宝玉尝到人生禁果的最早启蒙者，说出唯有荣国公或者宁国公才会想到的一篇冠冕堂皇的正统话语，实在令人匪夷所思。
正如中国的古典戏剧不大遵守亚里士多德的三一律一样，完全是属于东方人独特的审美习惯。
京剧舞台上，出来四个龙套，观众必须要把他们想象成一个营、一个团的兵力，或者千军万马才行。
他们相互将手中的木头刀枪，心不在焉地碰一下，口中做吆喝状，就表示已经打过一场战争。
这对外国人来讲，是不可理喻的。
所以，中国的古典小说，也不能按西方小说的程式来要求。
看秦可卿托梦王熙凤的高瞻远瞩，读者不必与“依着警幻所嘱，未免做起儿女的事来”
那些情爱场面相联系；同样，贾雨村说的那些大仁大恶、正气邪气的议论，和他以后怎么从石呆子那里强把扇子夺到手的情节，也是没有必然的关系。
新中国成立后的京剧舞台，渐渐接近现代表演程式，那些破坏观众完整欣赏的陋习很少了。
我记得早年，戏正唱得好好的，上来两位穿短打的，把桌椅抬下场去，或者上来一位跟包，给唱累了的名角一把茶壶，让她喝喝水，润润嗓子。
中国观众就有这种修养，外来的干扰，根本视而不见的。
所以，读到古典小说中这种个别人物的背离真实的现象，是不必太在意的。
但曹雪芹终究是大师，随便抹上几笔，就成生动的细节，淡淡涂上两句，鲜明的性格，就跃然纸上。
他所描摹的这个封建社会中的有文化的小人兼恶吏的形象和他的兴衰史，也是直到今天那些混迹官场，总想捞一把，而不择手段者的生动写照。
他笔下的贾雨村最初亮相，是一个在苏州阊门外葫芦庙里，被穷困淹蹇住了的穷儒，很不得意，但并不坏。
甄士隐赠他钱上京赶考，他也并不表现得感激涕零，说了千谢万谢以后才接受。
一般来讲，要是给小人一点好处的话，小人会像狗一样，摇尾巴。
同样，你要不让他得到好处的话，小人也会像狗一样龇牙的。
这说明那时的贾雨村，还有一份君子的矜持，不是小人。
甄先生说，你就挑选一个好日子出发，取个吉利。
但他当晚就走了，说什么不在乎黄道黑道，表明他的豁达。
那个叫娇杏的丫鬟回头看他一眼，他也狂喜不禁，还能对着月亮写上两首诗，这种表现，说明他理智感情都很正常，是个文化人，有点方巾气，但无食人之心。
凡小人，总是要使别人痛苦，然后，他才获得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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