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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如果想到他贬到黄州之前，还是在开封大牢里关着的钦犯，是个差一点就要被杀头的人，就会发现他这种口福上的专注之情，其实是这位文学大师，对于权贵、恶吏、小人、败类恨不能整死他的精神抵抗。
从他《初到黄州》一诗中，就表白出他的这种绝不服输的性格：“自笑平生为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
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
逐客不妨员外置，诗人例着水曹郎。
只惭无补丝毫事，尚费官家压酒囊。”
这和他在出狱后所写的诗句，“平生文字为吾累，此去声名不厌低。
塞上纵归他日马，城东不斗少年鸡”
，那种绝不买账的心态是相一致的。
苏东坡一生犯小人，总是不得安宁，这也是所有善良的人经常碰上的厄运。
然而，他在颠沛流离的一生中，却有着难得的好口福，实在使那些整他的人气得发昏。
会吃、懂吃、有条件吃，而且有良好的胃口，是一种人生享受。
尤其在你的敌人给你制造痛苦时，希望你过得悲悲惨惨，凄凄冷冷，希望你厌食，希望你胃溃疡、胃穿孔，希望你寻死上吊，你却能像一则电视广告那天津卫说的“吃嘛嘛香”
，绝对是一种灵魂上的反抗。
应该说，苏东坡的口福，是他在坎坷生活中的一笔精神财富。
如果看不到这点自我保护的精神世界，不算完全理解苏东坡。
苏东坡一生忠言谠论、刚直不阿，从来不肯苟且妥协，他在《湖州谢表》里，公开表示自己的态度：“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
所谓新进，就是一班沐猴而冠的家伙。
他压根不理会这些握有权柄的小人之辈，而且也不顾忌小人不可得罪的道理，照讲他想讲的话，照写他想写的文章，锋芒毕露，毫无收敛。
于是，他就一而再、再而三地遭受到政治上的迫害。
外放、贬官、谪降、停俸，这也是历史上的统治者收拾作家诗人，还不到杀头掉脑袋的程度之前，常用的一套令其不死不活的做法。
现在回过头去看，古往今来的作家诗人之所以挨整，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小人作祟的缘故。
有小人密告在先，皇帝才发怒于后。
日理万机的九五之尊，有一点空余时间，还得应付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要一一摆平那些性饥渴和性苦闷的玉体横陈的女人，不会有多少时间去读小说诗歌的。
这样，一班小人式的文人或文人式的小人，就有事情好做了，检举告密、出首揭发、深文周纳、罗织罪名。
所以，小人对于社会的危害，犹如胆固醇附着于血管壁，要发生栓塞梗死现象一样，小人愈多，社会便愈腐败。
在历史上，凡大兴文字狱的朝代，总是政治上最窒息、小人最繁殖、正人君子最倒霉的时期。
尤其像苏东坡这样处于创作巅峰状态的、文如泉涌的、旁人不可企及的大师，更是他们的嫉恨对象。
因为这些文人中的宵小，一旦写不出或写不好作品，无不产生狠毒的咬人之心，是恨不能对大师食肉寝皮的。
所以，东坡先生数十年间，三落三起，先是被贬黄州，后是谪往岭南，最终流放到海南岛，都是小人们不肯放过他的结果。
他们以为这样可以使他噤声、沉默、低头、困顿，以至于屈服、告饶、认输、投降。
但小人们完全估计错了，苏东坡无论贬谪到什么地方，都能写出作品，都能吃出名堂，都能活得有滋有味。
这就非我们那些或神经脆弱，或轻浮浅薄，或经不起风风雨雨，或摔个跟头便再也爬不起来的同行，所能望其项背的了。
于是，你不能不佩服他的文章，你不能不羡慕他的口福。
无论文章，无论胃口，都充满了他对权势的蔑视，对小人的不屑，对生活和明天的憧憬和希望，以及身处逆境中的乐观主义。
“你让我死，我就会按你说的去死吗？我且不死呢，只要我这张嘴还能够吃下去，我这支笔就能够继续写下去。”
假如以这样的潜台词，来理解在苏东坡全部作品中，竟会有如此多的笔墨谈到他的吃喝、他的口福、他的开怀大饮或放口大嚼的酣畅淋漓的快乐，也许可以稍许理解大师心理一二。
后来，读宋代朱弁的《曲洧旧闻》，明白了，其实他志不在吃。
“东坡尝与刘贡父言：‘某与舍弟习制科时，日享三白，食之甚美，不复信世间有八珍也。
’贡父问三白，答曰：‘一撮盐，一碟生萝卜，一碗饭，乃三白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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