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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学史的角度看，这位先生，有其叛逆正统的可贵之处，也有鼓吹情色的消极一面。
《花间集》辑得共十九家，达五百首词，着力于消闲，热衷于情致，悉皆卿卿我我、尔侬我侬、**感性、华彩都丽的词曲，称得上是中国文学中最早的，情色之外无他物的一部纯软性读物。
在这部《花间集》中，社会现实不屑一顾，民间疾苦置若罔闻。
诗人躲进象牙之塔养尊处优的结果，具有民族精神的大雅之作，具有时代风貌的经典之作，能够传唱千古的黄钟大吕，能够家传户诵的传世名篇，便统统交了白卷。
据欧阳烱受“卫尉少卿字弘基”
（是否即为赵崇祚，已无考）之约，为《花间集》作序，这样介绍：“有唐已降，率土之滨，家家之香径春风，宁寻越艳，处处之红楼夜月，自锁嫦娥。”
烱为孟蜀宰相，蜀亡，后入宋，为翰林学士，这自然是指像他这等官僚阶层的浮华生活而言。
而五代十国时那些帝王，则更加骄奢**逸、**堕落。
前蜀王衍，终日与狎客词臣，酣饮赋诗；后蜀孟昶，沉湎于歌舞，**于伎乐；南唐的李璟、李煜，则更是不问国事，只知醇酒妇人的帝王，耽于安乐，迷于奢纵，一直到国破家亡。
所以，侈汰浮靡、**颓唐，是中原战乱以外相对稳定的边陲属国，从统治者到贵族、到官僚阶层、到士大夫的上层社会风尚。
《花间集》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下出现，作家被潮流吸引去写这类**文字，读者被潮流所导向去买浓词艳曲。
然后，供求双方的互动，驱使出版家为钞票拼命，这样，又对文学潮流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要钱要名的作家诗人又拼命炮制，恶性循环，便成为一股文学浊流。
中国文人的这种集体无意识的盲动，是将任何事情都做到极致做到完蛋做到不知伊于湖底的推力。
中国文学在相当一个时期内不可救赎的命运，绝非危言耸听，而是命中注定的必然。
要知道中国文人这支队伍，基本上是由农民和小市民组成的，而农民的短期行为和小市民的投机心理，决定了他们热衷于写贵族、写官员、写上层、写白领、写有钱的老板，写以上这色色人等的声色犬马。
而所有这些从农民和小市民阶层走出来的文人，没有一个不朝思暮想当上假贵族，过上花天酒地的生活。
而几乎绝大多数的作家诗人，无一不随波逐流，为时尚和风气所裹胁。
第一个敢写到肚脐，第二个绝对敢写到脐下三寸，第三个，二话不说，先脱光裤子再讲。
《花间集》所以能在文学史上有一席之地，很大程度上五代的诗人要稍稍高尚些，不那么下作和下流。
同样，吴趼人有滋有味地写了花花世界，固然品格不高，趣味低下。
但他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对于满清的颟顸腐败，列强之压迫欺凌，世风之江河日下，百姓之民不聊生，这部抒愤懑的力作，也还是令读者体念到他是一个有血有肉有激愤的文人，因此能够与之产生强烈共鸣。
现在回过头去看五代十国那半个世纪里的文人，“绮筵公子，绣幌佳人，递叶叶之花笺，文抽丽锦，举纤纤之玉指，拍按香檀”
（欧阳烱书序），沉浸在绮筵幽会、含情无语、绣屏灯斜、锦帷鸳被、暮雨朝云、旧欢新梦、晚逐香车、驰骤轻尘的无忧天堂里，不过是闭着眼睛，背过脸去，不敢面对周边现实的自我陶醉罢了。
幸亏只是五十多年，要是牵延五百年，中国文学早就寿终正寝了。
到了北宋，欧阳修就说：“唐之文，涉五季而弊”
。
这里所说的“弊”
，也就是对追求绮丽，竞作**，形成互相效尤的这股潮流的否定，正是这潮流，造成一代作家对于时代、对于现实、对于大多数人生存状态的失语。
到了南宋，陆游为当时出版的《花间集》作跋时，愤而写道：“花间集，皆唐五代时人作。
方斯时，天下岌岌，生民救死不暇，士大夫乃流宕至此，可叹也哉！
或者，出于无聊耶！
笠泽翁书。”
欧阳修倡古文运动，是“文起八代之衰”
的文艺复兴大师，陆游是饱经忧患的爱国诗人，他们对五代文人能在民不聊生之际，竟写出如此优哉游哉的文字，感慨良多，予以反思的同时，不禁表示愤怒，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这种发自良知的声音，是值得每个为文者深思的。
从鲁迅的《唐朝的钉梢》联系到这部《花间集》，一，对于古人写爱、写情、写性之长的认识，二，对于古人背离时代、背离现实、背离百姓之短的警惕，如果能给自己一点启示，那真是大好事了。
若如此，也许数百年后，不致被人骂我们这一代文人对于这个时代的失责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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