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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当绿洲憩息，与那些食牛羊肉、饮葡萄酒、骑汗血马、跳胡旋舞、逐水草而居的胡人，葡萄架下，翩翩起舞；席地小酌，美女如云；弦索弹拨，耳鬓厮摩；毡房夜宿，玉体横陈，那肯定是乐不思蜀了。
唐贞观四年（630年）平东突厥，在蒙古高原设置行政机构；九年（635年）败西部的吐谷浑；十四年（640年）灭高昌，打通西域门户；公元7世纪，丝绸之路重现汉代的辉煌，以长安为始发站，出玉门，过敦煌，经焉耆、龟兹、碎叶，可以到大食（波斯）、天竺（印度）和更远的拂菻（拜占庭）。
一直到9世纪，丝绸之路曾经是一条充满生气的、联结东西方的纽带。
由于丝路重开，商贸的往来、行旅的流动、文化的互动、宗教的传播，甚至比战争行为，更能加剧这种民族之间的沟通和融合。
当时的长安城里，到底生活着多少胡人，至今难在典籍中查出这份统计。
从唐·刘肃《大唐新语》中一则案件的记载，便可想像得知胡人在长安城里数量之多。
正如文中所说，胡人戴着汉人的帽子，汉人穿上胡人的衣衫，孰胡孰汉，怕是官府也查不清楚。
“贞观中，金城坊有人家为胡所劫者，久捕贼不获。
时杨纂为雍州长史，判勘京城坊市诸胡，尽禁推问。
司法参军尹伊异判之曰：‘贼出万端，诈伪非一，亦有胡着汉帽，汉着胡帽，亦须汉里兼求，不得胡中直觅，请追禁西市胡，余请不问。
’纂初不同其判，遽命，觉吟少选，乃判曰：‘纂输一筹，余依判。
’”
依此推论，当时长安城内居住的胡人，要比现在北京城里的老外多得多。
因此，胡人在唐代诗人的笔墨中，便经常出现。
如李白诗：“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
（《少年行》），如岑参诗：“君不闻胡笳声最悲，紫髯绿眼胡人吹”
（《送颜真卿使赴河陇》），如李贺诗：“卷发胡儿眼睛绿，高楼夜静吹横竹”
，如元稹诗：“女为胡妇学胡妆，伎进胡音务胡乐”
（《法曲》）……也证明当时的长安城里，胡人之无处不在。
据陈寅恪《读莺莺传》考证，胡人的行踪，更渐渐由西而东，直至中原。
他认为那位漂亮的崔相国之女，其实是诗人元稹有意模糊的一个文学形象。
实际上，她是来自中亚粟特（今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北古布丹）的“曹”
国女子，移民到长安洛阳之间的永济蒲州。
他们以中亚的葡萄品种，酿成“河东之乾和葡萄酒”
，那是当时的一个名牌。
既美且艳的莺莺，其实是一个当垆沽酒的“酒家胡”
，用今天的话说，一位三陪小姐而已。
从元稹笔下“最爱软欺杏园客，也曾辜负酒家胡”
判断，张君瑞不过是诗人自己的化身罢了。
如果曹九九（陈寅恪设想出的这位小姐芳名）不是胡女，真是相府千金，也就不至于被“始乱终弃”
了。
以今观古，在KTV包间动手动脚的作家，在酒吧搂着小妞猛不老实的诗人，骗几个美女作家上套的评论家，吃爱好文学的女青年豆腐的编辑，我想，元稹和曹九九的春风一度，也就不必太在意了。
何况事后在诗中还能写出一丝辜负之意，我对他的人格忍不住要肃然起敬了，至少不像当代文人，搞不好，还要别人为之擦屁股。
总而言之，唐朝的天空底下，是一个张开臂膀，拥抱整个世界的盛世光景。
对于李唐的西向政策，对于边外胡人的大量吸纳，唐初有过一次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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