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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许多词语，不但充实了中华文化的哲学思想、语言文字内涵，说来可以傲视今日全世界国家的语言文字之上。
归根究底，有四种因缘。
（一）译经与整合
这一切都要归功于当初的佛弟子，他们在佛陀入灭后不久，便着手把佛陀的言教、语录结集起来；因为有经典的结集，才有三藏十二部经的法宝流传，才能让正法得以永久住世。
甚至佛教初传中国之际，也要感谢有迦叶摩腾、竺法兰、安世高、支娄迦谶、支谦、康僧会等来自西域的高僧。
他们陆续把佛经翻译成汉文，乃至鸠摩罗什、真谛，以及后期的玄奘、不空、义净等五大译经家，随着他们翻译的经卷愈来愈多，佛法的义理思想也愈臻完备，因此才有后来“八宗并起”
的隋唐佛教盛世，也才发展出属于中国大乘佛教的特色。
经典的翻译，既传达了佛陀奥妙的教理，也形成中国佛教发展的义谛。
鸠摩罗什翻译的经典，一般称为“旧译”
。
由于他崇尚意译，译笔简洁流畅，尤其门下四大弟子道生、僧肇、道融、僧叡等，都是十分优秀的语言文字俊杰。
因有他们参与其中，使罗什大师翻译的《法华经》《金刚经》《维摩诘经》《阿弥陀经》等，在中国流传广远，这是因为他的文字通顺、畅达，所以合乎中国人的喜好，能深入教界。
《华严经》卷第三十一卷首图
高丽忠肃王六年（1337），瓷青纸金泥，高20厘米，宽36.5厘米，韩国京畿道龙仁，湖岩美术馆藏
相对的，玄奘大师主张直译，他为了要符合经文原意，文字就有一点拗口，读诵起来就感觉比较困难。
所以经典能否广泛流通，与文字的流畅与否，还是有唇齿相依的关系。
其中，玄奘大师也订立“五种不翻”
的原则，即秘密、含多义、此无、顺古、生善，而以音译代替意译。
后代的译经家，每每就以玄奘所制定的这些原则为法式，称以前所翻译的为“旧译”
，以后译的为“新译”
，这就是当初古德们对于语言文字的讲究。
所以，人间佛教对语言文字不要泥古，不要那么执着，可以适当地口语化，可以流利通顺地翻新，因为它的传承转化，都有时代的意义。
如中国佛教、日本佛教、韩国佛教，以及汉传佛教、南传佛教、藏传佛教等，都各有其语法特色，显示了地理、历史的关系。
假如没有“中国”
两个字，怎么表达华夏佛学丰富的历史意义？藏传佛教没有“藏传”
两个字，能表达佛教在西藏弘传的教法吗？又好比小乘佛教、大乘佛教、原始佛教、部派佛教等，不但表示了内容的分门别类，也各有其修持精神。
今日，我们统整这许多的佛教都是“人间佛教”
，这不仅是千百年佛教词汇的整合，而且也彰显了佛陀的本怀，希望全世界佛教能以“人间佛教”
为佛教统一的大义。
特别是现今提倡的“人间佛教”
，已是当今时势所趋、社会人心需要的一种教法，众流汇合，壮大为共识，以导正家国社会风气，大家不要再画蛇添足，生出多少繁复的枝叶，反而让人无所适从。
我们朝向“人间佛教”
这个美好的方向去发展，不违反历史进步的潮流，人间佛教就是世人需要的佛教，人都可以成佛，这有什么不好呢？
（二）经藏的传播
在中国佛教两千年的发展历史中，也由于有历朝历代的许多高僧大德们艰苦卓绝、努力不懈于经典的翻译，才有今日各种版本的汉文大藏经，如：《开宝藏》《契丹藏》《毗卢藏》《碛砂藏》《高丽藏》《嘉兴藏》《龙藏》《频伽藏》《铁眼藏》《卍字正藏》《卍字续藏》《大正藏》等等相继问世。
也可以说，就如胡适之在《白话文学史》里所提，《华严经·入法界品》就是一部长篇小说；而《维摩诘经》则是世界上最长的白话诗，兼具哲学的意境和文学的美妙。
虽然这样的说法，在佛教徒看起来，有亵渎佛法的尊严，但事实上，我们要歌颂赞叹佛学之美、词句之多，也只有用文学上、哲学上的角度来比拟了。
这些艰巨而伟大的成就，固然得力于中国印刷术的发明；然而相对的，由于佛教的传播日渐普及，经典的需要量日渐增加，因此也带动印刷业的蓬勃发展。
甚至可以说，由于佛经的流传，促进了印刷术的不断进步；另一方面，因为印刷术的日新又新，无形中也助长了佛教文化事业的兴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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