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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有来自十九个国家和地区、三百余人与会，其中有远从尼泊尔、印度、美国及加拿大等地莅临的二十八位藏传佛教的活佛与喇嘛。
蒋经国先生特颁贺词，祝贺大会成功，显见大会的召开，深受海内外人士重视，深具历史意义与时代价值。
三、发表的论文及与会人士的学养均属一流，为社会及佛教带来的影响，不仅可提升台湾学术界与佛教界学术研讨的风气，也可以使显密佛教的教义精华，得以进一步阐扬，对整治人心，匡正社会，促进国际文化交流等，必然有直接或间接的贡献。
四、与会藏籍高僧，分别代表西藏四大教派，欣见他们参与会议的法喜，及西藏专题座谈会的热烈场面，正达成“行政院副院长”
林洋港先生在闭幕典礼中所提示的：先求“教内”
的携手发展，再寻求“教际”
的相互配合两项目标。
五、西藏萨迦派教主访问台湾省政府时，应邱创焕主席之邀请说道，佛教对西藏来说是很重要的，很高兴见到西藏佛教团的复兴。
此正反映海外藏籍人士的共同心声，也肯定了“中华汉藏文化协会”
推展汉藏文化工作的重要性与实质贡献。
六、会议的圆满不仅是一时的成就，也具有长远的意义与广大的影响。
如与会人士建议成立显密融和的佛教学院，以及成立显密佛学研究基金会等，都反映出大家对本次会议的肯定认同与无限期许。
总结来说，此次的会议大大促进汉藏文化交流，我也算完成了董树藩先生的愿望。
但对第二点，董先生希望我和达赖喇嘛接触这件事，因为达赖喇嘛对国民党有成见，不肯见台湾的人，要和他来往确实有点困难。
我曾在一九七九年，组织二百人的印度朝圣团，乘坐泰航前往印度，一架飞机坐满人，另一架飞机则是完全装了救济物品，预备送到印度和藏区，希望寒冬送温暖，表示一点关怀之意。
不料，到达印度时，达赖喇嘛下令，不可以接受我们台湾的救济物品，所以只好把整架飞机的毛毯、日用品，大部分都分送给印度、尼泊尔的贫民，只有少数的西藏同胞接受了一些。
因为我知道这样的情况，所以要和他打交道，实在不容易进行。
一九五九年，达赖喇嘛率领一批人从西藏到印度达兰萨拉，成立了所谓的“西藏流亡政府”
，这也造就了密教的对外发展。
因为一些善于英文的年轻喇嘛，在世界各地的大学教书、传教、教导禅坐，吸引不少西方人士学习密宗。
因此，从禅门的学习到密宗的发展，他们在这方面也作出一些成绩。
记得我在美国洛杉矶西来寺，曾与达赖喇嘛同时出席一个在越南寺庙里的集会。
他对我倒蛮有好感，还用不纯熟的中文对我说，他很喜欢汉传佛教诵经的音调。
我当时发觉达赖喇嘛也满豁达、乐观，是一个很容易相处的人。
后来经过一些信徒的要求，要我单独和他见面，我就由慈容法师陪同和他会见。
一九八九年，我以“中华汉藏文化交流协会理事长”
的名义，和达赖喇嘛有过晤谈，后来他也到西来寺访问。
我曾建议达赖喇嘛回归大陆，不要在海外流浪，因为许多西藏人很辛苦；一个民族多年在外面流浪，会减弱力量。
假如说把西藏布达拉宫改成像梵蒂冈形态的一个宗教区，只行使宗教权力，其他西藏的区域就成为自治区。
我希望他也向大陆提出这样的构想，他说：“我第一次听到这种想法，我要仔细地想一想。”
那次之后，我们也曾在几次公开场合上相遇，如在天主教堂及各宗教的法会，但我们从未深谈过。
我总感觉到，整个中华民族汉满蒙回藏都是一家，国家统一是不可质疑，有分离观念的人，终究不容易发展和获得支持。
后来我们就很少来往了。
有一年，他要到台湾，说明要到佛光山拜访，但是我已有既定的出访行程，不能轻易延后，所以也就不克与他见面。
之后，我也辗转听说，他说他不搞独立，他要接受中国的领导；也说他不要再转世了等等。
我为他感到庆幸。
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大概由于西藏青年会激烈的思想言论常常不为大陆政府所接受，所以一直谈判不能成功。
达赖的哥哥嘉洛顿珠也到过台湾多次，好几次也和我详谈各种状况，但是对此，我自己本身也在困难之中，也无能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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