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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就是事实，面对它，不要想象它。”
“即使是最亲近的人，也没有道理让他们与自己平均承受逆境的压力。”
“多听别人对你的逆境的分析，少向别人倾诉你在逆境中的感受。”
“认为逆境对你是一桩大好事这类的话，倘说得太夸张，便同认为逆境对你是罪有应得等义。”
“不必为体现所谓的勇气徒使自己陷入更险恶的逆境。
尤其不必为勇气观赏者去进行无益的表演。
他们的怂恿和喝彩随时可能会转身离去与不吭一声。”
“那些对你说‘我早就跟你讲过，不要如何如何……’的人，他们现在的话你简直一句也不要听。
那些对你说‘我早就想到了，可一直没好意思跟你讲……’的人，他们现在的话听不听两可。
那些直接针对你现状提出建议的人，他们的话才值得倾听。”
“使你处于逆境的人，他们可能正处于另一种逆境。”
“用自己的逆境与别人的顺境对比，是糊涂。
用自己现在的逆境同自己以往的顺境对比，是愚蠢。
用自己的逆境和他人的逆境相比，是卑微。”
“走出逆境后得意忘形，便可能迅即陷入另一逆境。
逆境消除后缩手缩脚，便等于没有走出逆境。”
“在任何时候都不要接受这样的安慰：人生的逆境比人生的顺境美好。
或：人生在世的义务便是经受逆境。”
1915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罗曼·罗兰说过：“累累的创伤，便是生命给予我们的最好的东西，因为在每个创伤上面，都标志着前进的一步。”
自然是好话，可作为座右铭。
但，那种“只有历尽人生坎坷的作家，才能写出优秀作品”
的说法，显然是片面的。
德国大文豪歌德，一生物质生活优裕，生活状态平稳，却写下了一系列传世之作；俄罗斯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最后一个高峰契诃夫，在动**的社会中一直过着相对安定的小康生活，无论小说还是戏剧都硕果累累；苏联作家肖洛霍夫，自苏维埃政权建立后也一直安居乐业，斯大林的大规模“肃反”
也好，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火也好，赫鲁晓夫时代以后的政局变换也好，都未对他造成什么坎坷，然而他却写出了一系列文学精品，并在1965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过度的坎坷，只能扼杀创作灵感，压抑甚至消除创作欲望，如胡风的坎坷，“胡风集团”
重要“成员”
路翎的坎坷，都使他们后来几无作品产生。
因此，我呼吁，那种“人生坎坷有利创作论”
发挥到一定程度后便应适可而止，否则，制造别人坎坷遭遇的势力似乎倒成了文学艺术创作的恩人了，例如沙皇判处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死刑，到了绞刑台上又改判为流放，这以后的一系列遭遇，自然使陀氏的一系列创作有了特异的发展和特有的内涵，但我们总不能因此感谢沙皇，颂扬他对陀氏的迫害，或认定非如此陀氏就不可能写出好的作品——在他“坎坷”
以前，《穷人》就写得很好。
不要颂扬逆境，颂扬坎坷，颂扬磨难，颂扬含冤，那样激励不了逆境中、坎坷中、磨难中和被冤屈、被损害的人。
要做的只应是帮助逆境中的人走出逆境，只应是尽量减少社会给予人生的坎坷，只应是消除不公正给予人的磨难，只应是尽快为含冤者申冤。
当然，逆境的含义有三个层次。
一种，是大含义。
按基督教的“原罪”
说，人生而有罪，人生即赎罪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说，自然无人不逆境、无时不逆境。
中国也很早就流行“人生识字忧患始”
、“不如意事常八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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