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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郁金香——关于“海外奇谈”
的随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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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在巴黎街头花摊，想买一束鲜花，好在拜访荷兰电影大师伊文斯时，作为见面礼。
一眼看见了大瓷瓶中的郁金香，郁金香的故乡正是荷兰，持赠伊文斯最恰当不过；然而俯身细看花价，便不禁顿感囊中羞涩——特别是那蓝色的郁金香，可购一束石竹花或鸢尾花的法郎，仅能换它一枝。
稍有犹豫之后，我还是把全部购花预算落实在了一朵蓝得明目爽心的郁金香上……
伊文斯一生主要从事纪录影片的创作，他的早期作品如《雨》、《桥》等，都属于先锋派的结构，他创作出了一种纯粹的镜头语言，对于那一时期的电影发展起了开拓性的作用，并长久地影响着后来世界电影的发展；看起来，伊文斯当时是个刻意于形式创新的先锋派艺术家，似乎属“为艺术而艺术”
的一流，实际上，正是那种刻意求形式之新的锐进精神，使他和许多同类艺术家一样，与当时西方的主流文化发生激烈冲突，这就导致了他们政治上左倾，这种“左倾”
的政治**又大大促进了他们的艺术创新，从而构成他们波澜壮阔、诡异多彩的一生。
伊文斯在20世纪30年代与海明威、白求恩等人一样，亲赴西班牙参加共和军与佛朗哥独裁政权做殊死斗争；40年代更积极投身于世界反法西斯斗争，伊文斯同白求恩都到达中国，同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边，伊文斯用他的摄影机，白求恩用他的手术刀，谱写出了动人的国际主义篇章；50年代后，伊文斯投身于当时兴旺发达的社会主义阵营，拍摄了大量左翼影片，力图将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真相展现给西方观众；60年代后，伊文斯倾心于毛泽东思想，面对令西方人瞠目结舌的“文革”
，他仍力图拍摄出既保持他个人风格又梳理出事件逻辑的新作；80年代后，他以老弱之身，仍多次到中国访问，并一直筹划着新的片子……尽管伊文斯如此“左倾”
和亲华，在西方即使政治上最“右倾”
的人士眼中，他仍是一代电影大师，他在纪录性影片中的先锋派艺术风格，仍被不管是哪一种政治倾向的艺术家们所尊崇；而尽管伊文斯的艺术主张实质上与我们所尊崇、奉行的艺术理论有着明显的差异，我们仍不得不承认他不仅是我们至死不渝的国际佳友，也是启迪我们中国当代艺术发展的一块美玉。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何况“他山之玉”
，当更可助我们碾璧琢玉。
那回在伊文斯巴黎寓所，得到他和夫人罗丽丹的热情款待后，没多久伊文斯竟然谢世；那朵蓝色的郁金香，却似乎并没有凋谢，仍艳丽地绽放于我的心中。
我愿自己以开放的胸怀，从本世纪以来的西方哲人、学者、作家和艺术家的石、玉之中，获得蓝色郁金香般的触动与启迪。
2
法国思想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说：“自由是人类避免不了的特点。
自由是权利，也是责任；自由非常危险，也非常伟大。”
一位20岁出头的中国青年知道了这段话后，感慨地对我说：“我常常只向往自由的权利，而忘记了自由的责任；只痴迷于自由的伟大，而全然不曾警觉它的危险。”
一位年过花甲的友人，40年前同父母包办的婚姻毅然决裂，曾被报纸称为“敢于冲破封建枷锁、争取恋爱自由的新女性”
。
然而10年前，她又同那“自由恋爱”
而结合的丈夫断然离婚，我问她：“你为何同自由分离？”
她说：“自由是争取权利也是放弃权利，自由是恪守义务也是解除义务。”
我想补充说：“自由也许是权利和义务之间的桥梁。
桥梁永远不是目的地。”
3
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1898—1979）是犹太裔的德国人，20世纪30年代成为所谓“新马克思主义”
的重要流派——“法兰克福学派”
的代表人物之一。
他1960年发表了《单面人：先进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的研究》一书，在这本书里，他认为：“在当代，科技的控制和操纵，仿佛正是理性的具体显现，对所有的社会群体及利益都有利——这种情形如此之甚，凡相违则显得无理性，而一切反抗皆不可能。”
因而，“一种舒适的、平顺的、合理的、民主的不自由，弥漫在先进工业社会中；这正是科技进步的一个表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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