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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不是趴伏的石狮，传统是迈腿前行的大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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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智利诗人聂鲁达（Pablo Neruda，1904—1973），曾就“读得懂”
与“读不懂”
的问题，有如下妙语：“一个诗人，如果不是现实主义者，便无足观。
可是，一个诗人如果仅仅是个现实主义者，也无足观。
如果诗人是个完全的非理性主义者，诗作只有他自己和爱人读得懂，那是相当可悲的。
如果诗人仅仅是个理性主义者，就连驴子也懂得他的诗歌，这就更可悲了。”
在中国文学界人士眼中，聂鲁达确实既非现实主义也非完全的非理性主义，他好像是个“现代派诗人”
，政治上却又相当“左倾”
。
聂鲁达的诗我国翻译过不少，“读得懂”
的人颇多，相信也有不少人会觉得“读不懂”
。
“读得懂”
的当然并非他的爱人，更非“驴”
，“读不懂”
的则多半是不能进入他所运用的符号系统。
据说世界上第一部使用特写镜头的电影放映时，当银幕上呈现出一个“被斩掉了的大头”
朝着观众微笑，有的观众被吓得尖叫起来，并有患心脏病和神经衰弱的观众当场晕倒，这就是因为那第一批观众还不能进入电影艺术家所使用的新的符号系统——在那新的符号系统中，当人物的面部特写出现时，是假定他头部以下的身躯和四肢都仍存在于银幕画面之外的；当观众熟悉了那新的一套符号系统之后，再看电影，倘若银幕上总是全身毕现的大全景，又该不满足了，甚至有时观众会尖声喝起倒彩来。
艺术家要适应观众的欣赏习惯，也要培养观众新的欣赏角度和新的艺术趣味；艺术家要善于驾驭运用已经成熟的符号系统，又要不断创造新的符号系统，并将观众诱进那新系统中去获得新的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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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地利作家茨威格（Stefan Zweig，1881—1942）的小说深受中国当代读者欢迎，不少中国当代作家的创作也很受他那《象棋的故事》、《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一个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时》等中篇小说的影响，他1942年因不能忍受希特勒纳粹主义的横行，与妻子双双自尽；著名的德国作家托马斯·曼（Thomas Mann，1875—1955）当时流亡美国，竟未著文致悼，茨威格的前妻甚为不满，后来托马斯·曼写信给她，解释说：死是容易的，茨威格因绝望而自尽，成全了他自己，却不为天下同道者设想；如此英才而率然自了，何异于自承破产，徒供希特勒及其党徒窃笑又去掉了一个大敌而已！
茨威格不应“个人主义到不在乎这一点”
！
所以，他虽然为好友的死去而悲痛，却万不能赞同好友的昧于大义！
托马斯·曼在茨威格自杀一事中所体现出的人格高标，令人凛然起敬。
托马斯·曼的顽强图存，不是为了苟延生命，而是为了坚持用自己的笔，为人类写出新的闪烁着理性与人性光辉的篇章。
他的哥哥亨利希·曼（Heinri，1871—1950）亦为一代文豪，纳粹兴起后亦流亡国外，1933年托马斯读到亨利希一篇新作，兴奋地写信给哥哥说：“世人必定会奇怪我们这卑污的时代竟能产生这等作品——他们必定也会明白，这一切愚蠢行径和罪恶毕竟不是最重要的，人性的精神根本上不屈不挠，仍勇往直前，创作不辍。”
在恶的膨胀面前像花一样地凋零，莫若在恶的膨胀面前仍倔强地结出果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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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世纪以来，西方主要文学批评理论中，形式主义批评、“新批评”
、结构主义批评、解构主义批评，都认为“作者该死，作者死去，作品才会出世，读者才会出头”
。
例如结构主义大将法国的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就宣称：“是语言，不是作者在说话。”
后结构主义的健将法国的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则更明快地说：“正文之外别无其他。”
但作品的正文的含义往往并不那么确定（特别是诗），那么，读者既不去了解作者也不去了解作品产生的背景，岂不会陷入迷宫？美国解构主义批评家米勒（J.Hills Miller）对此则振振有词地说：“唯有循着一条特定的线索，一路走进迷宫，批评家才能抵达死胡同……诠释之终点的绝境。”
他们的乐趣，竟全在钻语言的“死胡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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