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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聊记者披露的这些仅供当年看客消遣消闲的情况,在梁秀娟晚年自撰的《戏剧生活年表》中竟避讳得不见丝毫痕迹。
当然也不能“天衣无缝”
,《年表》中从“民国卅年”
一条(前面已引)直接跳到了“民国卅三年,二十五岁,次子其龙出世于西安”
,其间明显地留下了空白。
之所以避讳,恐怕主要还不是有一段婚变史,而是因为在敌伪治下的北平登了台。
其实作为唱戏糊口的普通伶人,这也实在算不上什么问题。
同一期的《立言画刊》上,便有马连良《借东风》的剧照,尚小云亲自编导《一粒金丹》的消息,以及“侯玉兰首演别姬”
、“谭元寿改文武老生”
之类的“花絮”
。
最近我读了袁世海的《艺海无涯》,更深知当年一般伶人在铁蹄下谋生的酸辛。
在国难中,梅兰芳先生“蓄发明志”
,程砚秋先生“躬耕农圃”
,固然是他们高风亮节的体现,但他们的名望和积蓄达到了一定程度,恐怕也是功德得以圆满的保障之一。
梁秀娟女士这样编撰自己的《年表》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即如我自己,在为出版社之类的部门撰写自己的“小传”
时,不是也常将我在“文革”
后期发表过作品(自然是打上当时政治烙印的)这一点,加以避讳吗?
这是中国人独有的心理,还是整个人类都有的弱点?——总是在事过之后避讳自己的缺点与错误,隐匿或销毁自己以往的某些照片、日记与信件,即使是晚年写自传,也尽可能不仅“为贤者讳”
还为自己讳,甚而在明知是错了之后,还要想方设法证明自己是对的,一直发展到强行改变是非标准,以满足自己“一贯正确”
的心理欲望。
我隐约感到这便是世上许多罪恶的根源之一。
我想到这里才突然意识到,卢梭撰写《忏悔录》是为人类开创了多么伟大的一个先例!
扯得远了。
现在还是让我们来看另外的两张照片。
第六张照片是梁秀娟六十岁时的便装照(图25)。
届时她尚能登台与徒弟郭小庄同台合演《小放牛》,反串牧童。
第二年她所著《国剧表演艺术论》一书出版。
又过了两年,她编著的《手眼身法步》问世。
她为该书拍摄了若干张正式的戏装照(书中大量插图系只穿练功服的动作表情示范照),现在我们印出的第七张照片(图26)即其中之一,这是刀马旦的形象,如《擂鼓战金山》中的梁红玉、《穆柯寨》中的穆桂英等,都可做这样的扮相。
把这两张相片同她半个世纪以前的相片相比,我们该觉得人生真是步履匆匆,同时又不免会觉得人生中总有某种东西是恒定的吧?
同女儿梁秀娟相比,母亲梁花侬的经历更富于戏剧性。
这大约也同梁花侬的性格有关。
从某种意义上说,性格即命运。
从本文所附的头一张相片上即可看出,梁花侬生就一副男相,她也确实有鲁男子之风。
她敢于把只知道抽大烟的檀姓丈夫扫地出门。
她很早便挑起了维持一大家子人生计的重担。
她的钱来得快也花得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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