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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营梁剧团并获得成功的时期，有一天她家的黄狗对着房上吠个不停，她觉察出房顶上躲着个贼，但她不动声色。
傍晚时她在贼下房的必经之地支起了两块瓦，在支成三角形的空隙中搁了五十个“袁大头”
。
第二天天亮，那五十个“袁大头”
不见了，狗也不叫了。
两年后，忽然有一位“口外客”
来访，挑了许多的口蘑、猴头等土产来，原来那便是当年隐匿房上的贼人，他自称用那笔钱作本钱，走正道做生意，发小财了，特来拜谢。
梁花侬豪爽地向他一抱拳：“君子施恩不图报！”
坚决不收他带来的东西。
她积极参加“梨园公谊会”
的赈济同行活动，每当来募捐时，她总是问：“梅老板（梅兰芳）捐多少？”
人家说多少，她就掏多少。
唱老生的石惠宝晚年没嗓子了，哪个戏班也不要他，梁花侬便把他接到家里来白住着，石惠宝没事便画兰花解闷，一时间梁家到处挂满了墨兰。
因为搞剧园演堂会，她自然也认识了一些达官贵人。
她多次利用这种关系为关进牢里的人说情。
解放前夕，她把一名共产党死刑犯从警备司令部保出来，用汽车将他和他妻子送出了西直门，再由地下党用大车接往了西山。
她只是觉得自己应当扶危济困，见义勇为，其实并无什么政治意识。
抗战胜利后东北流亡学生对国民党政策不满，砸了北平市参议会，遭到军警镇压。
梁花侬闻讯自动跑到医院去看望挨打受伤的学生，为他们包下医药费，后来又让他们按组织到家里领钱买粮食买衣服，并为十二三个住在城根窝棚里的东北青年提供了路费，供他们去投靠八路军。
其中也不乏借机来占便宜的品质恶劣的本地青年，但即使发现了，梁花侬也只是一笑了之。
这件事做下来，她经济上捅了个大窟窿，不得不卖掉一处房产，但她依旧风风火火地东奔西走，到处去大管闲事。
解放初她依然还很富裕，一天她跑进国营皮货商店去买皮衣，忽然有人招呼她，她扭头一看，那人好生面熟，但想不出究竟在哪里见过。
经那人自述，她才认出原来便是由她保释出来的那位“死刑犯”
，人家已然当上北京市第一任皮毛公司的经理了。
经理要自己掏腰包送她一件皮衣，她乐呵呵地拒绝了。
她为自己行了善而高兴，却并不懂得为共产党保存了一名干部的重要意义。
对从旧社会过来的一大批戏曲艺人，究竟应当怎样对待？这是共产党在接管政权后遇到的问题之一。
一九四八年，当时北平尚未解放，但贺龙、王震两位将军已经找到了梁花侬，请她为西北野战军培养京剧演员。
当时许多共产党领导干部对具有独立人格的旧艺人都很尊重，并着意吸引他们来为新的观众服务，特别是为急需慰劳的人民解放军服务，至于演出的剧目，他们并不那么苛求，刘少奇同志一进城就发表意见说：不要急于改造旧戏，一出《四郎探母》唱了那么多年，没有什么了不起，不是唱出一个新中国来了吗？梅兰芳先生一九五〇年到朝鲜前线为志愿军演出《贵妃醉酒》，谁也不以为怪，更无人指责他是用“四旧”
腐蚀官兵。
梁花侬应承了贺、王两位将军的托付后，兴高采烈地经营起“西北戏校”
来，校址就在北长街她自己的房产中，当院搭了个大席棚，有篮球场那么大，供学员们练功排戏使用。
她自任校长，聘请著名的红生李洪春任副校长。
教员请到了刘砚芳、陈丽芳、孙盛文、贾多才等人，先后招进了一百多学员，其中不少学员是第二回坐科。
虽说当时的北京城还是国民党的天下，但梁花侬这么明火执仗地为共产党解放军办戏校，倒也没怎么遭到干扰。
一九四九年一月底北平宣告和平解放。
解放军入城后，“西北戏校”
正式编入了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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