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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摆脱掉这项文学奖对我们作家进行创作的阴影，不要赶潮流、赶时髦地去主动接受它那历届得主特别是最新得主的影响，而是坚持自己的创作完全体现出自己的心灵意志和自择自创的符号系统，我认为是非常重要的。
记得在1980年，当时西德驻华大使魏克特博士，曾请我们几位中国作家到大使馆去聚会。
魏克特本人也是一位作家，他写的广播剧《德语课》不仅在德国电台播出，也由我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译文也曾在我国《世界文学》上刊出过，他并著有以中国太平天国革命为题材的长篇小说。
他那次请中国作家去聚会，是因为德国名作家君特·格拉斯作为他私人的朋友，到中国旅游，住在大使馆中，他想让君特·格拉斯能有一个与中国作家接触的机会。
我在此之前已经知道君特·格拉斯与伯尔同为当代德国最著名的作家，伯尔的写作风格比较写实，君特·格拉斯在《铁皮鼓》中已显示出不拘泥于写实的文风，而他那次到中国时，恰好正完成了以非写实手法写成的《鲽鱼》一书。
记得那天聚会时他还举起一幅木刻画给我们看，所刻的正是两条变形的富于装饰趣味的鲽鱼。
魏克特博士从旁介绍说，那是格拉斯自己所刻，他不仅能文，而且精于版画，那幅木刻便作为了他新著的封面。
当时便问及《鲽鱼》的内容，他略作解释，而翻译已极感困难，我们都不得要领。
两年多以后才在《外国文艺》上看到了一点摘译，译者在附言中也说那作品只有直接阅读原文方能品出其中滋味，简直没有办法通过翻译传达出作者的妙意。
大家都知道伯尔已在1973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而君特·格拉斯多次进入该奖的提名角逐却至今与该奖无缘。
作家有必要去争取诺贝尔文学奖吗？记得那回格拉斯微笑着说：提名，竞争，都是别人的事，作家写东西，简直不要去管那一套，他写《鲽鱼》，就颇有如入无人之境的气概，全凭自己的灵感一口气写下去。
当然，他说，《鲽鱼》对许多读者来说，要比《铁皮鼓》难于接受，但他相信，《鲽鱼》是一部比《铁皮鼓》更精彩的作品，终会获得若干知音。
格拉斯那天洒脱自信的音容笑貌，二十多年后仍宛在眼前。
1988年访问巴黎时，在法国文化部的一次招待会上，我又有机会同法国“新小说派”
开山祖，也是有名的“午夜出版社”
主持人罗伯·格里耶接触。
我们站在宽敞的宫殿平台上，下面是气魄宏大的协和广场，广场中央竖立的楔形文字方尖碑，以及四角配有古典圆雕的喷泉，给人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不过罗伯·格里耶的某些谈吐，不再是当年以《嫉妒》、《去年在马利昂巴》等作品披荆斩棘开创新业的猛将风姿，他显得格外沉静、恬淡。
“新小说派”
的业绩通过头两年克洛德·西蒙的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已然算是获得了世界文坛的稳定评价。
据说克洛德·西蒙获得1985年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传到巴黎时，街头行人面面相觑、互相询问：“他是谁？”
报刊舆论上也责问为何该奖不颁给罗伯·格里耶或其他几位远比克洛德·西蒙知名度高、业绩也大的“新小说派”
主将。
但当我们几位中国作家通过翻译问及此事时，罗伯·格里耶却称根本不存在一个什么“新小说派”
，他说这个派那个派全是一些评论家捏合起来的。
对于他来说，文学是一项无休止的试验，他现在所写的作品，就全然不同于以往所著，作家不仅要竭力摆脱他人的影响，摆脱评论界的影响，摆脱诸如诺贝尔文学奖之类的影响，而且，也要摆脱自己过去的影响。
同格拉斯、格里耶这样的外国作家的接触，给予我的影响，似乎比阅读译成中文的外国文学作品，还更触动我的创作神经。
我也许并不具有多高的才能，我的写作，也许仅仅出于一种对文学的执著爱好，甚至只出于一种生命本能，但我一定要使自己的每篇作品，不仅不是任何中国或外国作家写出的作品的影子或摹本，而且，也不是自己以往作品的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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