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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荒煤总是那么严肃。
以至后来跟他熟了，我有一次冒昧地问他：“您会笑吗？”
他才露出一种勉强可以称作笑容的表情，一贯低沉的语音里加进一种嗤嗤的勉强可以理解成笑意的成分。
他在跟我们讨论《如意》的改编时，并不进入人道主义的理论范畴去形而上一番，但我能清楚地感觉到他是不跟那种把人道主义一股脑划归资产阶级的见解认同的，也不以为作者必须站在小说与电影中的主人公石大爷之上，引导读者与观众去俯看这个淳朴的劳动者并批判其情怀的局限性。
人道主义究竟是否只能姓资而不能姓社？肯定讴歌人性中的同情心、怜悯心，主张“要把人当人待”
，是否就“局限于淳朴”
而丧失了某种至高的原则？这些理论问题我从那时到现在还一直在思考。
但是，无论是我的小说、剧本，还是陈荒煤对改编拍摄影片的关注，恐怕都首先并不是基于概念，而是出于深切的人生体验。
记得有一次只有我和陈荒煤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因为谈得比较投机，也建立起了互信，我就问起他“文革”
中关入监狱时的情况，他说：“你知道他们怎么折磨我吗？”
我期待他往下说，他却沉默了。
我也不好敦促。
良久，他才又开口：“我不说了。”
我觉得真是此时不说胜痛说。
我心里默默地想，那时候他若遇见《如意》里老校工那样的淳朴存在，该是怎样的一种反应？会因为其人道主义的救援安抚具有理论上的“局限性”
而排拒吗？
冯牧是中国作家协会那时期主持文学评奖的负责人之一。
《如意》获得优秀中篇小说提名而落榜，他最清楚不过。
但他很关注电影《如意》的拍摄。
黄建中剪接出了声画双片第一稿，在北影内部放映，陈荒煤去了，冯牧也去了。
放映完了，他们各自提出了很具体的修改意见。
黄建中的风格趋向唯美。
当叙事与抒情产生冲突时，黄建中往往宁愿牺牲叙事的清晰与流畅，而迷恋那些光影画面的美丽，纵容纯抒情甚至是耍弄技巧的那些镜头舍不得精简。
冯牧和陈荒煤对此都提出批评。
比如那种逆光拍摄而形成七彩“糖葫芦”
的镜头，他们就都很不以然。
但是完成片里“糖葫芦”
还是没有剪掉。
当然这还不是大问题。
大问题是老校工与格格的含蓄而又深切的情爱看下来还缺乏浓度。
后来陈荒煤建议加一场戏，我听了觉得甚有道理，就补写了一场戏，黄建中进行了补拍，效果很好。
电影完成后，先在北影内部审查。
影片映完后，参与审查的一位老同志率先表达了惊诧：“我们北影怎么拍出这么一部片子来？最后让主人公死掉，太残酷了！”
的确，这样的结局令人心酸。
这又牵扯到一个我们体制下的文艺能否容纳悲剧的问题。
而且，再往深想，中国传统文艺作品，即使被称为大悲剧的《窦娥冤》，到最后也还是感天动地获得昭雪。
中国民众的传统审美心理是一边揩眼泪一边期待着大团圆的。
《如意》不仅毫无遮拦地弘扬了人道主义，又酣畅淋漓地表现了一出人间悲剧，它也确实值得狐疑：这样行吗？那位资深的老同志出于本能的惊诧，话语不多，却是强烈的否定意见。
当时气氛紧张起来，黄建中后来告诉我，他心脏顿时加快了跳动频率，手心捏出一把汗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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