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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我作了一个发言。
我心平气和地讲述了自己的创作初衷。
我说这个作品并没有把一切归结为残酷，恰恰相反，这个作品对“文革”
前的社会生活是基本肯定的，主人公石大爷对新中国的缔造者是充满感激之情的，在新社会中终于走上自食其力之路的格格也是化忧郁为喜悦的，残酷的是“文革”
以及导致“文革”
的不断膨胀的极左因素，讲述这样一个悲剧故事的目的，意在引出人们的反思，养好伤痕，恢复健康，使社会生活朝更好的方向发展。
这应该是符合当下改革开放的总精神的。
另外，我们年轻的文学艺术工作者，尝试一下悲剧的创作，也许还存在诸多不足，却是应该得到理解甚至鼓励的，我们已经有那么多的正剧、喜剧，适当有一点悲剧，把美好的东西被撕裂的情况展现出来，让人们更加懂得珍惜真善美，这不是残酷，而是善意的引导。
我的发言起到扭转现场气氛的作用。
后来，几位人士的发言都基本上对影片持肯定或容纳的态度。
当然，由于《如意》在电影主管部门有后台，也就是说陈荒煤从一开始就支持了它的拍摄，到头来通过审查，在全国发行放映。
由于是黄昏恋的冷题材和抒情性的雅格调，发行的拷贝不足一百个，放映的范围也就有限，但报刊上影评不少，且多是赞赏之词。
记得在正式公映之前，在北京全国政协礼堂的一个文艺界的大型春节团拜会上，先放映了一部西德娱乐片《英俊少年》，然后放映了《如意》。
那时候文艺界大体上还维系着“渡过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
的氛围。
记得《如意》映完后有掌声，那天周扬和我握手后有鼓励的话，并且让我把青年作家们介绍给他，我很不懂事，闹出笑话。
周扬其实早认识了一些新冒头的作家，对于五十年代曾风光过的青年作家（那时他们多半已经接近五十岁，但仍被称为青年作家）当然更加熟悉，他那样跟我说，不过是通过对我的亲切信任表达出一种新的领导风范，我初上台盘，不懂深浅，其实我选两三位比我年龄小的新作家介绍给他也就行了，却傻乎乎地跟着他逐桌巡游，我当然知道王蒙、刘绍棠等本是他的熟人，还不至于需要我唱名，可是当他走到宗璞那桌时，我却跟他介绍起来：“这是《弦上的梦》的作者宗璞……”
宗璞忍不住笑了，跟周扬握完手，对我说：“他是我老领导啊。”
原来宗璞五十年代曾在中国作协工作，跟周扬经常见面，周扬知道她乃冯友兰之女，早就更加注意，何需我这直到1979年才加入作协的晚进者介绍！
但周扬看完《如意》确实是肯定的神态，几年后他写出那篇惹出轩然大波的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论文，就我个人而言，是毫不惊讶的，那应该是他内心真实想法的外化。
《如意》的拷贝不知是如何到了台湾的。
1984年我在西德访问时，一位台湾文化人跟我说，台湾电影界的精英看完《如意》以后，像侯孝贤等，都感到震惊，他们没想到大陆能拍出如此纯粹的人道主义影片来。
对黄建中的导演水平也大表敬意。
后来台湾一些音像出版机构出版发行了一套世界电影参考资料，里面就收入了《如意》，跟《罗生门》《野草莓》《去年在玛里昂巴得》等放在一起。
这套资料影碟一度流行于大陆，有人送我一摞，令我不快的是封套上竟在《如意·根据刘心武原著改编·黄建中导演》等字样后面，将产地列为“台湾”
。
《如意》的正版影碟有是有，很难找到。
但是到了2004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决定出版一套附影碟的《电影伴读中国文学文库》，却找到我，说头批就要收入《如意》，我说有那么多获得过金鸡、百花奖的影片，《如意》并未获得那样的荣誉，怎么你们要收入它？回答是小说和电影《如意》都具有长久的欣赏价值，其可读性不因时间的推移和世道的嬗变而衰减。
又说尽管黄建中后来又执导了许多影片，并且还执导了根据金庸小说改编的电视连续剧，也都各有长处，但他最好的作品，到头来还是《如意》。
他们的话于我是溢美之词，但我当然乐得他们把书和影碟合在一起出版。
这书出来后虽然也重印过，却并不畅销。
前些时在互联网上看到一位网友的言论，他自称是“80后”
一代的，非常偶然地对电影《如意》进行了在线观赏，本来他以为自己看不下去，没想到却一口气看到最后，他的感受是“原来我们也拍过这样的电影，非常干净，却又非常动人”
。
我想，就算只有这么一位年轻人能欣赏《如意》，我也该知足了。
在这个似乎以迅捷淘汰为家常便饭的世道中，《如意》尚能留在“无情之筛”
上，可以说是非常之幸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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