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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一部小说被改编拍摄为了一部电影，却给我带来了偌多的怡悦，这是我命运中的亮点。
当然，《如意》给我带来的最大快乐，还是1983年因它而成为中国电影代表团的一员，去法国参加了南特三大洲电影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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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德法兰克福机场转机赴巴黎，等候登机的时候，我还在跟团里的翻译絮叨，说实在应该让黄建中来。
毕竟电影是导演的艺术。
我也不是叶楠那样的职业编剧，只不过是据以改编的小说的原著者，以编剧身份跻身中国电影代表团出国，真的很不好意思。
那时候中国大陆文化人出国的机会还不多。
黄建中就还没有出过国。
作为我们代表团团长的名导演谢晋，也还是头一次到一个西方国家去。
我又说要么应该让李仁堂来。
李仁堂在“文革”
前就主演过电影《青松岭》，在“文革”
中《青松岭》又获得重拍机会，他还在引发出事件的《创业》中扮演了油田领导，将人物塑造得真实可信，“文革”
结束后他出演了《泪痕》，成为恢复评选的电影百花奖的新科影帝，在《如意》中他驾轻驭熟地出演了男一号石大爷，《如意》到法参加电影节，他随团出访应是顺理成章之事。
可是也没派他去。
我本来还想议论到郑振瑶。
她在《如意》中出演女一号格格，其演技之成熟，达到无痕的程度，有篇影评提到，有场戏，表现格格在什刹海畔跟石大爷终于心心相映，黄建中给了她一个大约半分钟的特写，她在那个没有切换的镜头里，五官并没有什么变化，却通过内心的情绪调整，使脸上的毛细血管渐渐泛红，传达出一个迟暮生命获得真情的幸福感，那斯坦拉夫斯基“体验派”
的演技，臻于化境，令人惊叹。
到法国参加电影节活动，她当然也比我更有资格。
但我没把为郑振瑶抱屈的话说出口，因为我身边还有另一位女士，她就是陶玉玲。
陶玉玲是我们那一代人所熟悉的女演员。
她以电影《柳堡的故事》里清纯的女民兵二妹子形象一炮走红，后来又以话剧和电影《霓虹灯下的哨兵》里高尚的农村媳妇春妮而巩固了其在那个时代的艺术成就。
她是在“文革”
结束后最早重返银幕的女演员之一。
她在电影里多是演女一号，而且几乎全是工农兵的形象。
在《如意》里她却只是女配角，演的是格格当年的丫头，后来沦为城市贫民，这个角色不但没有什么革命色彩，更通过穿越政权变迁而始终忠于格格，表达出一种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肯定的义气。
据说黄建中找到她时，她听说是这么个角色，很犹豫了一阵，黄建中给了她一个考虑的期限，她在即将到期的前一天给黄建中打电话，说她来演这个叫秋芸的角色。
《如意》里出演女配角，当然只是陶玉玲从影生涯中的一个小插曲。
但这个角色却使得她在1983年就去了法国，不仅到法国西北部布列塔尼半岛的南特市去参加了电影节活动，更在巴黎大开了眼界，应该是她人生中的一大幸运。
为什么《如意》参加电影节不让出演女一号的郑振瑶去，而让只不过是女配角的陶玉玲去？一个解释是郑振瑶前不久刚因《城南旧事》出访过菲律宾。
那时候文学艺术家出国都必须通过官方安排派遣的唯一管道，在机会名额的分配上要保持均衡。
这一解释是说得通的。
我们电影代表团从法兰克福飞往巴黎时，在巴黎上空遇到大雾，飞机最后“盲降”
在巴黎奥利机场。
那时候戴高乐机场还没有修好。
奥利机场在戴高乐机场造好后才改为法国国内航班的机场。
后来乘飞机多了，才知道“盲降”
是不予鼓励相当危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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