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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那时候我还是“傻小子坐飞机”
，只觉有趣毫无畏惧。
在巴黎我们被安排到离城区很远的一个属于中国大使馆的，由公寓楼改装成的招待所里。
住进去时已经天黑。
那里一位热心的司机读过我的小说对我很表亲热，说虽然晚了却仍可以开车带我去逛巴黎城。
我们第二天就要赴南特，参加完电影节活动回巴黎也许不让停留就安排回国，因此，我觉得必须抓紧看“西洋景”
的机会。
我问谢晋去不去，他说要睡觉倒换时差。
我跑到陶玉玲和女翻译合住的房间外，冒昧地往里喊话，陶玉玲回应“等着我”
，原来她已经躺到**，她穿戴好出屋，告诉我翻译本是在法国留学的，不稀奇，但她很愿意见识一下夜巴黎。
我们就跟司机进入巴黎城，在夜色中把凯旋门、香榭丽舍大街、圣母院、铁塔全浏览了。
从那晚以后，在法国一周多的时间里，除了正式活动，陶玉玲总是笑嘻嘻地跟谢晋说：“团长，我又要跟刘心武满处跑去啦！”
论年龄她是姊辈，但我却如同兄长般，神气活现地领着她各处观览。
因为她是头一回出国，我之前已经访问过罗马尼亚和日本，总算能说几句蹩脚的英语。
其实在法国一般法国人是很不喜欢你用英语去寒暄问路的，不过我领陶玉玲去的地方都是旅游点，工作人员是接受英语的。
比如我领着陶玉玲参观罗浮宫，那里面展品太多，必须抓重点，我就用英语询问：“米罗的维纳斯在哪里？往左？往右？往上？往下？一直？拐弯？”
人家简单回答，我听明白了就顺利地把陶玉玲领到了维纳斯断臂雕像跟前，她高兴极了，尽情欣赏起来。
后来，她回国，应邀到东北一游，在一家出版社人家请她讲讲法国风情，她竟说在法国观览全凭刘心武英语好，那家出版社过些时有编辑来跟我组稿，说：“您要是一时没有新小说，给我们翻译部小说也行。”
弄得我羞红了脸。
但我并不责备陶玉玲。
她没有故意夸张的恶意。
她是部队里成长起来的。
她有一种淳朴的气质。
她能接受西餐，但说最喜欢吃的还是中国的茶叶蛋，而且她自己会制作茶叶蛋，以后演不动了，她还可以卖茶叶蛋去。
我们在法国期间相处得很好，那真是些良辰吉日，是国家进入改革开放阶段，给我们这样的生命存在带来的福祉。
3
《如意》安排在南特电影节开幕式上放映。
我一直盼《如意》能获奖。
确实不是为我自己着想，而是想让黄建中扬眉吐气。
但是闭幕式上宣布获奖名单，《如意》并不在榜单中。
我颇沮丧。
其实早该知道，各国各处电影节，凡安排在开幕式上放映的影片，均意味着给予了尊重却不再参评，那时候我对这一约定俗成的游戏规则还不明白。
电影节当中，安排了一次乘中型游轮穿河入海的游览活动。
在船上，电影节的两位主席——他们也是一对兄弟——特意找到我，说他们前期到中国选片，看了不下十部片子，最后一致看好《如意》，觉得是难得的纯文艺片，文学基础特别好，所以他们提出要请小说原作者来参加电影节活动，以期提高大家对电影的文学基础的重视，他们没想到这一提议得到了中国电影局局长石方禹的积极回应。
原来我之能跻身中国电影代表团成员赴法，是这么一个原因。
我直到回国后，参加电影局的出访总结会，才见到石方禹。
我很早就知道他的名字，他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的长诗《和平的最强音》曾引起轰动。
我始终记得他在诗中谴责杜鲁门、艾森豪威尔时，有这样的句子：“你们的先人在地下哭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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